一

　　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告诉全党，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管理城市问题。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便集中精力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有关政策，当时石家庄、济南、沈阳等城市的接管，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石家庄解放后，搞清算斗争，把工商业算垮了。针对这种错误做法，刘少奇对一些领导人说，城市贫民的要求是不能全部满足的，“挖穷根”就要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来。挖光了工商业，毁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用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做自杀政策。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作了发言，他特别强调私人企业恢复生产问题。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但天津工商界人士由于不了解共产党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国民党反动宣传，怀有许多顾虑，害怕没收，担心要像地主那样的挨斗，所以人人恐慌自危。除少数工厂开工外，多数厂主均持观望态度，拖延开工复业，极少数人甚至想抽逃资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当然，产生这些严重情况，也有党的干部在执行城市政策时的“左”倾因素。毫无疑问，这一切问题如不及时得到解决，势必要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刻不容缓的严重问题，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之后，毛泽东要刘少奇赶紧去天津。二

　　1949年4月10日晚9时，刘少奇一行抵达天津，天津党政领导人黄克诚、黄敬、黄火青、吴德等到火车站迎接。因时间较晚，仅就如何汇报、视察等事宜谈了一下，决定活动安排由市长黄敬负责，并全程陪同。

　　刘少奇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遵照毛泽东的嘱咐，会见资本家，直接找资本家谈话，打消他们种种顾虑。行前，刘少奇由香山进城，专程到后圆恩寺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打招呼，并在他那里详细阅读有关报告。

　　刘少奇在听取黄敬就天津所面临的贸易、复工复业、劳资关系、工人失业等问题详细全面的汇报后，便从5月11日开始，用几天时间，首先分别视察中纺一厂、自行车厂、灰堆子纸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汽车修配厂，直接接触工人和私人业主，并邀请天津市一些颇负盛名的资本家座谈。

　　通过座谈，刘少奇发现了一些汇报会上所没有听到的问题，如：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好;党政机关、政府的贸易机构、公营企业都同他们划清界线，不跟他们接触;久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政府的贸易公司认为是资本家的货，就压低价格，他们没钱赚，只得把盐又运回来。

　　在和资本家座谈之后，刘少奇又分别听取工商、贸易部门和工业局的汇报。

　　4月21日，刘少奇来到生产抵羊牌毛线的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有1000余名职工，有4个分厂，在天津纺织界颇有影响。厂职工代表会得知刘少奇到厂视察，便请刘少奇给全厂职工讲话。刘少奇怕影响生产，答应只请职工代表和部分职员开一个座谈会。会上，刘少奇解释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政策，原则而又具体地说明了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为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工人政治解放，还不能完全不受剥削，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做不到。现在，资本主义剥削还不能完全取消，失业人员不如有业人员。现在是资本家太少，而不是太多。工人的痛苦不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中国，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消灭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刘少奇反复强调，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只能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不要抛弃一个有用的人。在人民民主新政权之下，“不怕资本家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

　　当刘少奇讲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性时，坐在一旁的公司经理宋棐卿听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慨万端地说：“这回我可明白了。”

　　刘少奇反复申说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团结起来搞好工厂的道理，不但把工人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政策上来，而且也给资本家指明了发展方向，大大调动了他们办厂的积极性。

　　4月30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宋棐卿，以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信给刘少奇：

　　敬启者：敝厂自蒙阁下惠临讲话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一、敝麻厂决定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二年，今已计划即将开工。

　　四、敝公司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生产。

　　以上各项……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谨上

　　少奇副主席勋鉴

　　宋棐卿谨启

　　四月三十日

　　肩负使命而来的刘少奇，看到资本家宋棐卿这种态度上的大转变，感到非常高兴。三天之后，便亲笔复信宋棐卿，给予称赞和鼓励：

　　宋棐卿先生大鉴：

　　接四月三十日来函，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顺

　　台安

　　刘少奇

　　五月三日

　　三

　　刘少奇先后几次邀请包括有宋棐卿在内的天津比较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朱继圣、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等百余人参加天津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每次座谈会都开得非常热烈，与会者纷纷发言，反映情况表明心态。资本家向刘少奇提了不少问题，诸如：资方工商业者还能否存在?中共的政策(包括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资金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等等。同时还围绕恢复和发展私营经济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在座谈中，刘少奇首先肯定了大家对政府提出的意见，进而指出，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而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营的以外，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得多。刘少奇还在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件事，说上海一位大资本家曾对毛主席诉苦：“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希望把“剥削者”按希腊词典释义译为“利益分润者”。毛主席在回答上海那位资本家说：“谁是大哥?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但是在城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刘少奇说，问题不在于名词，而在于资本主义剥削还不能完全取消。

　　刘少奇的这几句话，给了各位工商业者一个定心丸。但还是有人心存顾虑，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叔弢有一子一女是中共地下党员。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已经迫令永利、久大、东亚和启新等大型企业南迁，闹得天津工商界惶惶不可终日，头头脑脑聚在“三五俱乐部”里食不甘味。是跟国民党走，还是留等共产党?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周叔弢率先站出来说话：“叔弢以数十年经营、生活之实践，不能不寄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希望于一个新的政权……”他选择了做共产党的朋友。现在他对新民主主义具体的经济政策吃不透，便对刘少奇直言道：“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现在我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厂子开多了，剥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

　　刘少奇回答道：“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刘少奇对东亚毛纺织公司总经理宋棐卿也这样说：“你现在才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呢?”

　　宋棐卿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就思考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现在他又直面天津资本家，重申了这种可能性。实践证明，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无产阶级政策。

　　刘少奇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叩击着每位工商业者的心，解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误解和疑虑，安定了他们的情绪，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

　　刘少奇在天津期间，还于夜间造访周叔弢，坐在周府书房里品茗，跟周叔弢推心置腹地交谈，恭敬讨教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与经营问题。周叔弢也感动地当着刘少奇的面，发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就提出的“劳动神圣”、“双手万能”的意见，诚挚地表示了对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方针的拥护。新中国开国盛典，周叔弢被选为工商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又以花甲之身当上了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直到“文革”后还以90岁高龄担任天津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早在1949年8月底，他就向华北人民政府捐献其珍藏的图书、文物;晚年，他又把他所收藏的珍贵文物、古书捐献给历史博物馆。

　　四

　　5月6日，刘少奇出席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城市管理和职工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在其报告中首先讲到：“城市的特点是集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会，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不是苏联的苏维埃，也不是过去的参议会，是人民管理政权。”

　　刘少奇反复阐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他强调指出，城市工作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以便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步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为了发展生产，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但在必要与可能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主义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也是需要的。

　　刘少奇特别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现在我们革命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不是革命对象，而是统一战线对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允许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的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有进步性的”，“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刘少奇指出，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只联合不斗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只斗争不联合犯了“左”倾错误，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斗争是为了联合。

　　5月7日，刘少奇结束天津调查，又风尘仆仆赶赴塘沽、唐山。

　　刘少奇基于20多天的天津调查，对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如何进行城市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完整设想，指出管理好城市的关键在理顺“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这对于中共在全国执政初期，政权建设、民主管理、革命党向执政党升华是有重要意义的。

　　事实证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成功的。他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大胆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联系于当时天津的实际，将党的革命原则的坚定性与领导方法的灵活性创造性地相结合，有的放矢地解决了当时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这些体现毛泽东思想的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及时地在党内外广泛传达，对推动党的城市工作，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天津，果真是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天津的工商业得以迅速恢复，主要工业生产行业，在六七月以后即恢复到解放前的水平。1949年4月初，天津市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只有293户，到同年9月，就发展到3800户，增加了近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