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曾于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谈判、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问苏联和1953年底至1954年初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期间，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与刘少奇的经历相类似，陈云也于1954年底至1958年初，在周恩来离京出访期间，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长期以来，人们对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情况比较熟悉，这方面的文章也较多。但相比之下，人们对陈云代理国务院总理的情况却了解的不多，这方面的文章就更少。本文将陈云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的情况概述如下，以展现陈云对新中国的建设所作的重要贡献。

　　一、1954年周恩来去广州研究“一五”计划草案期间，陈云第一次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

　　进入195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继续抓紧进行。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小组。4月，经过认真仔细地测算和反复地讨论、修改，八人小组向中央提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9月，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交中共中央讨论审定。

　　为了摆脱繁杂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进行审定，10月底至11月初，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先后离开北京，来到气候宜人的广州，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草案初稿进行反复的审议和修改。离京前，在10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宣布自11月1日起请假，集中精力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

　　陈云此次代理总理期间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11月15日至25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讨论五年计划草案会议。这次会议对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到会的除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开始时，陈云传达了在广州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时提出的意见。接着展开讨论。在十多天会议中，与会者依照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顺序逐章逐节地发表各自的意见，有的还多次讲意见。大家畅所欲言，讨论气氛热烈，涉及问题很多，其中议论最多的是石油、农业、交通三个问题。陈云对这三个问题在听取大家的意见时，边介绍情况边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石油问题，17日下午，陈云在发言中介绍了石油问题的现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他说：“石油问题，在开始研究五年计划时，请苏联专家莫西也夫专门研究过，那时已看到石油成问题。石油不解决是个严重问题。1954年已进口10万吨，今年还准备进口27万吨，明年要进口170万吨，运输是个极大的问题。石油只要找到资源，投资就满足它。”他还说：“我们需要石油数量很大，光靠人造石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主要的办法是要请苏联派许多成套的人来，帮我们勘察。”“把资金用到去请苏联派成套的专家来勘察，这种用钱的办法是得当的。石油的地质工作不能单靠石油局来搞。地质部应列入计划，把力量转到石油地质上。晚搞不如早搞，燃料部、地质部要同专家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防上、经济上都很重要。”

　　关于农业问题，陈云说：“我们讲平衡，主要是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如果这个平衡被破坏，粮食供应、组织出口、外汇来源、工业装备进口都会受到影响。此外，“影响最大的是财政”。所以“农业减产则影响全局”。但是增产究竟能增多少，陈云采取很慎重的态度。他采取比较的办法，对照研究了苏联的农业情况，说：苏联第一个农业五年计划就没有完成，我们要完成五年粮食产量增长24%的计划也是有困难的。有人说我国恢复时期农业增产超过50%，但那是恢复时期，而且估算不一定准确。过去两年，粮食增产计划就未能完成。总之，要确切计算一下，没法完成就早点退下来，重新安排。

　　关于交通问题，滕代远、李运昌分别在会上汇报了铁道部、交通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铁路交通方面的修改意见。最后，陈云谈了两条结论性意见：(一)“交通问题主要是个投资问题。”“财政部、计委研究一下，哪些应该列入，哪些不列入，要分重要的和次要的;哪些可以摆到年度计划，哪些可以推迟。”“陇海、同蒲两条路究竟投资多少，财政部、计委要计算，现在提出20万亿，不可能列上，到底需要多少，能拿出多少，再摸一摸。”(二)“铁路问题中一波同志提出质量问题是很重要的，我同意。质量如搞不好，子孙都会骂的。”今后我们要新建的铁路，许多在沙漠和山地，技术上更困难，“必须搞好质量”。这些思想对于编制“一五”计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1月24日，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乘火车离开广州北返。26日途经武汉时，在火车上同毛泽东、刘少奇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汇报。27日途经郑州时，又同毛泽东、刘少奇听取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关于水土保持和治黄工作的汇报，于28日返抵北京。陈云第一次代理总理职务结束。

　　二、1955年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期间，陈云第二次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

　　为了在外交工作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创造一个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周恩来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率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4月6日，国务院第八次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通过他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名单，并宣布在周恩来出国参加亚非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4月7日，代表团飞离北京。

　　陈云在此次代理总理职务期间，主持了一系列国务院会议。

　　4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批准《关于地方工业部的管理范围、工作任务、组织编制及一九五五年工作要点》、《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要点》，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所属各部门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

　　4月21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玺所作《关于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的报告》时，陈云指出：农业在中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工业原料来自农业的占50%以上。农业前两年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的歉收要影响工业。我们的农业还赶不上工业的需要，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在长时间内是要紧张的。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和《关于公安部一九五四年工作的简要总结与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

　　5月5日 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印度向我国索取西藏河流水文资料和要求建立雨量观测站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应决定。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安全抵达昆明。休息数日后，5月3日由昆明飞经成都、西安、广州，并在三地作短暂停留，于7日11时许返抵北京。陈云第二次代理总理职务结束。

　　三、1956年底至1957年初周恩来出访亚欧十一国期间，陈云第三次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

　　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现称斯里兰卡)等亚欧十一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出访前后共近八十天，行程十万八千里，是继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后，新中国的又一次重大外交活动。在周恩来出访及不在北京期间，陈云第三次代理总理职务。

　　在近三个月内，陈云作为国务院代总理，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处理一系列国务要事，重点讨论和研究1956年国家预算的调整、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压缩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等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2月18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计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文件。陈云在讲话中指出：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平衡就出毛病，不能有赤字，应该略微有点结余。工业和农业必须兼顾，“农业对工业是有约束力量的，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因此，我们的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应该有适当的比例。同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编造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指示》。

　　对制定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决定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35亿元。会后，国家经委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编制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12月4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这一文件。《指示》指出，1957年不应该开工的建设项目，应坚决地不开工，该停工的坚决停工;对于需要开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必须注意到部门之间、厂矿之间、主要企业与附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妥善安排。陈云在讨论时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如果有材料就搞135亿，材料不够，就砍下来，差多少砍多少。”

　　会后，国家经委经过对材料的仔细计算，认为投资还需要削减下来。为此，陈云在12月27日、30日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削减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在27日的会上说，现在马跑得太快，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我们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能出乱子。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六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要打我们的屁股。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被别人说成是机会主义。明年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要砍就砍下来，太灵活了不行。会议决定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核算后报中央讨论。30日，陈云再次提出：“我主张按114亿元，因为一是财力物力不行，第二退到114亿元并不危险，如果到明年8月财力物力都多了，我们再搞不迟。”他说：“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是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物资的保证，第一是生产，有余搞基建，基建中哪个重要，再去分别。过去的分配原则与此正相反。根据上述原则就可以避免东欧国家犯的错误。”

　　2月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十二次全体会议。这是陈云在此次代理总理期间第二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接受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的决议等文件。陈云在发言中指出：编制“二五”计划比编制“一五”计划有利的地方在于，现在比过去的经验多了一些;但困难也比那时大了，各种比例关系更不容易安排恰当了。好比一间屋子，“一五”时是空的，坐几个人没关系，到了“二五”，人坐满了，再往里坐，如果安排不好，就要东碰西撞。因此，编制“二五”计划的要求应比“一五”时高，要找出“一五”时的矛盾所在，总结“一五”的经验，研究“二五”的恰当的比例关系。

　　1957年2月5日，周恩来结束对亚欧十一国的访问起程回国，次日上午飞抵昆明。在昆明、重庆休息了一个星期后，于2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陈云第三次代理总理职务结束。

　　四、1958年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陈云第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受金日成首相的邀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问题。在此期间，陈云第四次代理总理职务。

　　由于此次代理总理职务只有一周的时间，而且陈云此时的处境也不好，所以这期间陈云主持的国务工作并不多。

　　自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来，陈云就开始处于困难的境地。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综合平衡的思想，批评财经部门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情况，批评“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显然是批评陈云的。而且毛泽东在会下与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也明确地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但陈云因在外地疗养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南宁会议结束后，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赶到重庆，于1月28日和29日向陈云详细传达了南宁会议的情况。2月1日陈云到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也向他传达了南宁会议的要点。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已很难再安心疗养下去。一星期后，他结束在上海的疗养回到北京。回京后，陈云继续听取有关南宁会议情况的传达，并准备检讨反冒进的问题。周恩来向陈云扼要地介绍了南宁会议的情况。李先念就南宁会议情况单独同陈云谈了一次。2月15日晚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又一起与陈云谈了一次。

　　经过这一段，陈云对南宁会议的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对检讨反冒进有了初步的思想准备。2月16日早晨，陈云致信毛泽东，要求同毛泽东谈一次话。下午，他同毛泽东谈了两个多小时。

　　2月18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第一次检讨反冒进。陈云说：南宁会议中间讨论的，一个时期在反冒进问题上的“方针性的错误”，“我有这个错误”。他举例说：“对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一些，职工多了一些，工资支出多了一些，有错误的看法。”“没有弄清这些缺点、错误、毛病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与此有关，我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在一九五七年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对平衡的看法有右的错误。一定程度的平衡是要的，因为我们是搞计划经济，但是只注意到物资的平衡，没有去看积极的方面，从增产方面，从群众中间，千方百计来达到平衡，这个错误属于消极方面。”“这个方针性的错误，在财政、贸易、物资供应这些部门反映得多，就是在我管的方面反映得多。所以，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要负主要的责任。”

　　接着，陈云还检讨了财经工作方面的一些缺点、错误。他说：“在财经工作中间缺少政治，不依靠群众，有些地方不相信地方党，有官气、暮气。”“在三大改造以后，对于资本主义要采取各种形式来破坏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一点估计不足。”他还说：“在财经工作中间，对于主席、对于政治局，经常采取倾盆大雨的方法。本子有没有呢?有，很厚，大体上也是我们接触业务的人懂得，别的人看不懂。”“实际上是对于中央的一种封锁”，“因为消息透不过去嘛”。“我看这次总要订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改变。”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批评反冒进。周恩来因会议期间出访朝鲜，会上主要由陈云检讨反冒进和接受批评。

　　1958年2月22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陈云第四次代理总理职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