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国会现场：1911-1928》可能是一本从行文上就无法令他们满意的书。本书的序言开头就写道：“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曾经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玫瑰梦。”作者在全书的第一句就用上这样的词汇，显示出他更重视的是思想的火花。

　　这是一本充满思想和现实关怀的书，这种现实关怀之强烈，使得作者时不时拿一些非常现代的思想去想象一百年前的历史。譬如，作者评论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名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时说道：“立宪派们一度天真地相信，共和宪政时代真的来临了，自由、平等、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这些最宝贵的价值，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像鲜花一样绽放。”(50页)

　　但是，“立宪派们”之一的康有为曾说，“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呻吟矣。”(《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309页，岳麓书社，1985年)其实就算是革命党，又何尝迷恋自由平等，孙中山说：“西洋人为何争自由，中国人为何不争自由?中国人不但不争什么自由，并且连自由这个名词，得到现代的意义，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这是何故?这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实在太多了，所以不知道有自由。”(《孙中山集外集》，3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自由、平等”在当时绝非毫无争议“最宝贵的价值”，至于“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若要问当时的“立宪派们”具体指什么，他们多半两眼一抹黑，听都没听说过，所谓“最宝贵的价值”更是从何谈起?

　　以现代的观念去分析过去的历史，如果运用得当，会有独特的视角，如果运用不当，则不仅会歪曲历史，还会混淆观念。《国会现场》一书对现代观念与历史的结合则略嫌生硬，在引用非常流行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时，这个缺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南首先响应，宣布独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两人为正副都督。当时湖南秩序混乱，焦、陈两人控制不住局面，湖南前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以旧咨议局为中心组织了省参议院，“省议会成立后，草拟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的命令必先由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始可发交各机关执行”。谭延闿为什么这么做?《国会现场》一书说，“立宪运动的丰富阅历告诉他，权力一定要监察”，谭延闿的“真实用意，就是想把焦、陈这两位江湖大佬的权力，关进笼子”(12-13页)。

　　可是，焦、陈两人机缘巧合当上了湖南都督，令不出都督府，地位朝不保夕，他们手上根本没什么权力，又谈何关进笼子?湖南地方绅士瞧不上他们，新军也不买他们的账，做了不到十天都督，他们就在一次兵变中被谋杀了。

　　对此，《国会现场》竟然归因为《都督发令条例》“在参议院讨论不下去，只好暂时‘搁置’。议会的第一次‘限权’尝试，便不了了之。权力不能关进笼子，它就要肆虐了，最后把掌握权力的人也吞噬掉”(14-15页)。其实焦、陈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是“掌握权力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权力。

　　其实，我们在谈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时，会不自然地忽略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必须存在着连续而稳定的权力。如果生逢民国初年那样的乱世，尽管那个时代“芳华鲜美”(354页)，但是整个中国分崩离析，根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在这种状态下若是有人哭着喊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想哭都没地方哭。

　　辛亥革命后，中国最有实权的人物当属大总统袁世凯，然而，袁世凯的权力没有任何法理上的支撑。根据《临时约法》，中华民国采取的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袁世凯的大总统头衔只不过是个虚名而已，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实权。所以，袁世凯千方百计要把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国会现场》对此评论说，“权力不甘于被关进笼子，它要破笼而出了。”(89页)袁世凯的情况不属于“权力不甘于被关进笼子”，他自身的权力并不稳固。

　　从法理上来说，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会。自清末开始，国会就被认为是可以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机构。然而，民初国会成立以后，拥有监督权的国会本身成了一个权力，而且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梁启超说，“盖政府不妥，能藉国会以矫正之;国会不妥，则更无办法。所谓国会不妥者，大略有二端。其一，则专务捣乱，不管政府政策之良与不良，一概挑持反对，致政府掣肘不能办一事。”(《国民浅训》，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5页)袁世凯一度被国会“专务捣乱”弄得束手无策，愤而指责“国会专制”。

　　《国会现场》一书说：“‘国会专制’这个名词，是袁世凯从法国引进的。”(90页)其实袁世凯虽然精明能干，却不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物，“国会专制”也不是袁世凯引进的。此前在清末，有准国会地位的资政院嚣张不已的时候，刘廷琛就指责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到了民国初年，很多思想家都把国会和君主类比甚至等同起来，严复在1913年时就曾说，“中华民国方以国会为之君”，“国既为民主矣，则主权诚在民。民众而不可以尽合也，于是乎有代议焉，而为国会。是故国会者，合数百千人之民献，名曰法人，有君象焉”(《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严复集》(第二册)，325-326页)。

　　如果国会真的能继承专制君主的权力和权威，那么民初的国会实践可能还不至于失败得那么彻底。当袁世凯受够了国会“专务捣乱”，受够了“国会专制”，公然干涉国会、剥夺国民党议员资格、解散国会的时候，国会完全不堪一击，国人也完全无动于衷。

　　为什么中华民国“之君”如此不堪一击?权力的产生以及对权力的约束，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政治组织的基本观念之上的。梁启超说，英美等国“议会曷为而权力能如此其横伟，全国人信仰力所造成也”，“我国数千年信仰中心之机关，厥惟君主，而在今日，断无君主复活之余地”，“而以我国今日所处之地位，苟国会而不能保其为信仰中心之资格，则此中心者将永无道以发生”，所以，“国民之信仰国会，必使之如英人之视其巴力门，如我国前此人民之视皇帝，夫然后政可以行而国可以立”。但是问题在于，“数千年信仰中心之机关”的君主一旦被推翻了以后，“欲以国会为信仰中心，其事本非可一日致也”(《国会之自杀》，饮冰室文集之三十，11-15页)。

　　和人们对君主专制数千年的“信仰”相比，国会的神圣性是极其有限的。连鼓励国民信仰国会的梁启超都没将其当一回事，他为袁世凯驾驭国会献策道：“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没有“信仰”和观念的支撑，制度只是一个空架子。《国会现场》谈起民初国会，想当然地就联想到 “自由、民主、公平、公正这些基本的政治伦理”(319页)，联想到“‘我就是投不懂的东西一票’，这也是选民的神圣权利，谁可以否定他的一票呢”(225页)。其实，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之所以向往国会，和这些“基本的政治伦理”以及“神圣权利”都没有多大关系。

　　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资政院议员易宗夔曾说，“速开国会为救亡不二法门”(《资政院第十会傍听记》，《神州日报》1910年11月7日)，这是当时中国人向往国会最大的理由。可是，国会正式开会以后，人们所见到的是，国会议员“之多数者，皆骄奢淫逸之徒，较诸稍有救国思想者，且相倍蓗焉”(《不职之国会议员》，《宪法新闻》1913年第11期);所见到的是，“两院之中，但闻灌夫之骂座而已，力士之决斗而已”(《无能力之国会》，《庸言》1913年第一卷第二十号)。《国会现场》一书说，“中国人还不习惯国会里的辩论”，“议员一吵架，社会舆论就忧心忡忡”(110页)，但是，和人们对国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救国救民的期望相比，现实未免也太惨淡，这使得对“中国不亡于真专制之政府，而亡于假共和之国会”(109页)的抱怨成了普遍现象。于是，后来当人们自认为找到了新的救国之方以后，国会就被毫无遗憾地抛弃了，并没有多少对 “神圣权利”的留恋。

　　民初的国会实践以其失败给我们留下最大的教训是不要迷恋制度：一种没有社会基础、没有理论背景、没有“信仰”支撑的制度，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

　　一般来说，制度产生于观念，必然是先有观念，后有制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制度多多少少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但是，民初国会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内生的，而是移植的。梁启超说：“制度者，社会之产物也。制度之为用，虽时或可以匡正社会状态之一部分，然万不能离社会以创制度，更不能责制度以造社会。十年来之中国，日日以离社会创制度为事，其极也乃取凡与我社会绝不相容之制度，无大无小，悉移植之，植而萎焉，则咎制度之不善，而更谋改植。”他还不无痛心地说，“我国比年来对于制度之大患，在有革而无因，感现行制度之不适，则翻根柢而催弃之，故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根深基于社会，而功用无自发生，自今以往，其试验渐竣时耶。”(《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25页)梁启超对国会的失败有着切肤之痛，他的这些肺腑之言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制度，使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掌握权力，都无碍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与稳定。甚至有人认为，这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真正能够产生权力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都不是外在的制度，而是内在的观念，制度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观念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1919年，梁启超实地参观了英国议会以后，感慨道：“我中、英两国，向来都以保守著名，但我们中国人所保守的，和英国正相反。中国人最喜欢招牌，抄几条宪法，便算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英国人内部是不断的新陈代谢，实际上时时刻刻在那里革命，却是那古色古香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换，时髦算时髦极了，顽固也顽固极了。”(《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61页)英国是国会的发源地，最初的英国国会和现在的英国国会，招牌还是那个招牌，制度还是那个制度，本质差了十万八千里。反观自清末以来，中国人一直对制度革命、制度创新、换个招牌迷信不已，不断折腾，最终却还是换汤不换药，实在令人汗颜。

　　真正的制度革命是观念的革命，而不是招牌的革命。如果对政治组织的基本观念已经达成了高度共识，换个招牌就没那么重要了。相反，热衷于换招牌的，总是要装作招牌背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样子。就像在清末的国会运动中，人人都信心十足地指手画脚，说国会就是怎么怎么样，然而真正实践起来了以后，个个都不知道国会是怎么怎么样了。《国会现场》批评胡汉民说，“胡汉民其实完全不理解民主政治的运作原理，不知道这议会到底有什么用。”(17页)批评“海军总长刘冠雄”说，“身为内阁成员，对国会性质的认识，如坠烟雾。”(74页)

　　后人批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批后人也。《国会现场》批评胡汉民、刘冠雄，说得好像我们对“议会到底有什么用”、对“国会性质”的理解比一百年前深刻了一百倍一样。《国会现场》一书掷地有声地说，“议会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270页)，“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代议制”(347页)。然而，如果把这些话中的“议会制度”、“代议制”更换成“科举制度”、“科举制”，变成“科举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科举制”，全句一样的通顺。

　　《国会现场》把“民国宪政为何失败”归结为“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代序》)，这种论断除了可以满足读者吐槽官僚的想象之外，对我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有害无益。《国会现场》屡次强调，“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一点半点关系都没有”(269页)，但是，中国的代议政制如果要取得成功，则一定是建立在“民众素质”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