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于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奇迹”的背后代价巨大。

　　官媒经常夸耀两个数字：中国GDP位列世界第二， GDP增速世界第一。这两个数字已成为尤其是许多官员与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依据。

　　应该说，经济规模增长、GDP排位提升，是令人高兴之事，但对其解读，需全面和理性。

　　从历史上看，今天中国经济算不上什么奇迹，因为历史上中国经济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人均GDP也位居前列。如1820年占世界GDP的28.7%;1900年仍占世界GDP的11%。即使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而事实上晚清和民国都属世界弱国。故GDP即使世界第一，也一定是大国强国的标志。

　　今天，由于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奇迹”的背后代价巨大。以下择要述之，以窥斑见豹。

　　一、粗放模式

　　1、资源消耗惊人：据统计，2005年中国消耗了世界47.7%水泥(10.5亿吨)、39.6%原煤(21.4亿吨)、31.8%粗钢(3.5亿吨)、24.4%氧化铝(1561万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8%的铝、35%的煤、35%的钢、33%的玻璃、30%的化肥。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2、资源破坏惊人：①土地大量流失，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②矿产资源掠夺性开采。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③水资源短缺。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由于地下水严重透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质的五类水。

　　3、环境污染惊人：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吨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旱灾、水灾、土地沙漠化、热浪、疾病和海水水位上涨等等不良后果。

　　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癌症村正接连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一位长期监视和揭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因为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了癌症的高发村，而且不孕、不育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了大量畸形儿。”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5 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Z.F‘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潘岳：建立环保大协调机制)地方Z.F为了“任期内效益最大化”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而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潘岳：环保经济新政箭在弦上)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瓦茨经过在中国7年的访问，撰写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旅行日志“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2010年11月11号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演讲说：“工厂主与当地官员的腐败关系，这是污染无法制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负责任的Z.F，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让老百姓单个人去面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是很难的。”

　　那么，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经济增长的果实，落入了少数人腰包。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全国政协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9日)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不平等状态。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新华社2010年05月21日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五，食品毒害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

　　早在2008年，WJB就提出：“Z.F下一步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抓食品安全，我不相信中国在一、两年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几年过去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仍触目惊心，从有毒豆芽、地沟油、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等，再到毒米粉等，对民众日常食品毒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人民日报也发文提到，现在每个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有网络民谣，汇集了一日三餐可能触及的毒食品：“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牛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番茄、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喝点甲醇勾兑酒，吃个染色馒头，然后躺在甲醛四散的床上，盖上黑心棉棉被，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

　　认识经济“奇迹”背后的祸患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而不至发昏，督促我们思考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中国的真正出路。

　　一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结症在政治制度。

　　2009年5月吴敬琏发表《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即吴敬琏认为，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2010年10月《新财经》发表《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一文，他们也强调：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所以，改革只能是政治的，没有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民主、自由和法制作后盾，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会沦为权力集团捞取私利的手段。

　　2009,11辛格总理在华府发表演讲，其中提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辛格这番话，值得经济学者和每个中国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