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10-13世纪的宋朝就出现了红茶的前身——发酵茶，大约在明朝后期有了武夷山红茶。传说是运输工人把茶放在屁股底下坐久了，全部发酵后交不了差，自己一尝后还真感觉不错，于是在当时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饮品，很快就在亚洲流遍地传开。

　　红茶起源于中国，武夷山小种红茶是红茶的鼻祖。这些年进口茶在中国市场攻城掠地，以至于在很多年轻人概念中，中国产的是绿茶普洱茶，而红茶是老外的。要知道，在很多年前，英国人为了偷走这个红茶技术，还真花了极大的代价。

　　喝茶喝的全球化

　　喝茶，喝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经济格局，还喝出了一种新文化。17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就已超瓷器和丝绸，约占了出口货物的90%。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那个时代，茶叶几乎是世界贸易的唯一产品，其他都是压舱的。

　　红茶从中国走向欧洲是从17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的，也就是1610年，是荷兰人率先发现了中国茶的商业价值，大举贩运中国茶至欧洲，一口中国茶，居然打通了全球经济的“任督二脉”，喝通了全世界。

　　红茶在英国的兴起，要从1662年说起，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公主很喜欢喝红茶并加上砂糖，她嫁入王室时带去了很多非常珍贵的红茶和砂糖作为嫁妆，并且一直保持饮红茶的习惯。受到公主的影响，她在英国宫廷，向英国王室和贵族展示了茶文化的风雅，掀起一阵“中国风”。

　　于是上行下效，王室把这股风潮传播到了民间。与西班牙不同的是，当时英国完成了圈地运动，整个社会上下的隔板打开，财富往下沉，不再是王公贵族独享，这时候，作为消费社会的基数突然几何级数放大。这时候英国茶叶需求量变得十分巨大。

　　英国人为何独爱红茶，有人说英人当时肉食吃多，需要茶叶去膻，而当地水质较硬，红茶适合，绿茶就会有涩味。仅供一说。

　　据说，茶叶是有史以来最先在伦敦做广告的商品，不仅贵族趋之若鹜，中产阶级也跟着大饱口福，就连英国工人也以茶点为饮食。时有名士“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自称“顽固不化的茶鬼”。在中国当时并不是最流行的红茶，在英国形成了独有的仪式和文化。在电视剧《唐顿庄园》里，主人餐后必有茶席，开茶会。英国民谣这样唱道：“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

　　英国人每天的生活，以茶开始，以茶结束。清晨，一睁眼，一杯“床前茶”；早餐时，再来一杯“早餐茶”；上午，工作再忙，也得歇一下，喝口“工休茶”；下午，收工前，就更是“Teatime（下午茶时间）”；回家后，晚餐前，还要“Tea”一下；就寝时，少不了一杯“晚安茶”。

　　因为英国占了茶叶消费的大头，越来越不满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所有红茶贸易，便发动了对荷战争，这可真是为了红茶打了一战。英国取得战争胜利后，夺取了荷兰在亚洲的贸易权，1689年中国的红茶被直接通过海运送到英国。

　　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这场仗，应该是世界历史上为了茶叶打的第一仗。以后的鸦片战争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其实都和这一口茶叶有关。如此说来，茶叶对世界的影响也太大了。英国人赢得了茶叶的贸易权，但问题接着又来了：当时英国人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竞争力，于是只能用和西班牙贸易得来的美洲白银去填补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一来让英国人就捉襟见肘了。

　　偷盗“绿色黄金”

　　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GDP占到世界的1/3。为此，英国派了马戛尔尼到中国来，想改变一下这个局面。负责接待的，就是后来被美国人评为“世界首富”的和珅。都被皇帝接见了，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改变，英国人显然很失望。

　　马戛尔尼来时，正是英国的一个尴尬时期，这尴尬，便是喝茶喝出来的。大清朝虽然闭关锁国，但中国茶叶却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喝茶改变世界。

　　茶叶进口让英国造成了巨大的白银外流，引起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不振。于是在英国，有很多激进人士视茶叶为魔鬼，在报章上的文章，说茶叶让人身体垮掉，呼吁政府禁止茶叶进口。

　　英国人还在做实际改善贸易逆差的努力，一则推动鸦片输入中国，改善逆差，另则不惜一切代价将茶叶和茶叶技术偷出中国，希望在它的殖民地印度培育成功。

　　于是，有人琢磨着将当时最有商业价值的植物——“真正的茶树”带到欧洲去。有个名叫奥斯贝克的瑞典人，1751年来中国旅行，在广州买了一株茶树，返程时，起锚，点炮，扬帆，一行人欢呼雀跃，不慎，茶树掉入海中……

　　有一株茶树至今都种植在英国女王的花园里，就是那时候带过去的。

　　但光偷到几株茶树没有用，茶叶的制作是一个复杂的工艺，而且中国制茶工人有严格的帮会。曾经有过河口茶工将被带出国在宁波上船前被刺杀。用一个产品控制了世界的另一端，这种能力绝对不弱于现在的苹果谷歌。

　　1833年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取消，总督上书当时的英国政府，亲自选了十三个人为委员，加紧研究中国茶在印度试验种植的可能性。两年后该协会秘书长戈登亲自潜入中国南方茶区，私购了大量中国茶籽，分三批运往加尔各答。光带走茶种肯定不行，戈登又顺便聘请四川雅安的茶师一起赴印度教习当地人种茶制茶。因此最初流传到印度的制茶方法并非武夷茶的方法，而是炒青绿茶的方法。

　　1835年戈登运回的茶种种在了加尔各答，成功育出的茶苗达四万余株。之后，这批茶苗的一半被移植到阿萨姆地区，一半移植到喜马拉雅的古门跟台拉屯一带。余下的零碎，分配给了170个私人种植者。这些茶苗茁壮成长于喜马拉雅山麓，阿萨姆地区却比较少成活，于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被锁定为适合中国茶生长的沃土。

　　有了点滴的成绩，英国人持续发力，继续研究引种与种植技术“以敌中国独行之买卖”。1836年，中国茶师利用阿萨姆省塔克区的原生本土茶树嫩芽试作茶叶成功，虽只有少少的几箱但却似暗夜中的一颗明星般给实验者带来了希望。1837年，初尝制茶甜头的英国人再次遣人前往厦门购买种子。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四百八十磅本地精做的茶叶，引起了轰动。此项成绩给予了英国人信心跟狂热，于是不断引进茶籽进行试验。印度茶在这些持续发力引种试验的基础上，以飞快的速度进行改良。

　　真正大规模中国茶在印度引种成功，必须要提传说中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

　　福琼依照自己的研究判断，料定茶叶产地在安徽和福建武夷山地区，于是第一次先从上海经杭州到达了安徽休宁，在休宁他采集了当地的茶籽跟幼苗，并收集了绿茶的种植加工信息。他把采集的种子跟幼苗运回上海，放在育种箱内，由于上海没有直航加尔各答的轮船，福琼要把采集来的成果先运至香港，由香港再转运到印度。

　　安排妥当后，他又第二次搭船北上，由福州入关继续采集茶树，派遣雇佣来的中国人上溯闽江，回到徽州茶区与武夷山茶区分别采集了茶籽茶苗。出于植物学家的严谨以及对雇佣的中国人的不信任，福琼最终还是决定亲自去往红茶茶区（武夷山）。

　　同年五月他第三次带着雇佣的中国翻译离开宁波，途经余姚—新安—兰溪—衢州到达河口镇。河口是当时红茶交易的贸易集散地。从河口福琼雇佣轿夫坐轿经过铅山、紫溪，由两省交界的分水关到达崇安县。到达崇安县后，他停留了三个小时，继续赶往四五十里外的武夷山，就是现在的武夷岩茶名岩区范围。他借宿在景区的寺庙里，除了考察到和尚作茶的方法，他还考察了武夷山风景区附近的土壤环境。

　　通过这三次考察和采集树种，福琼完整地接触到了中国红茶的核心。而后又带领20多个茶叶工人前往印度。随着树种在印度种植成功，又用工人传授技艺，自此，印度完成了替代中国茶进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