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贸易形成了新格局，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对国际贸易的管理方式、制度架构也有相当大的变化和调整，本文对国际贸易基于价值链的发展态势和全球贸易制度新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世界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1.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总量的70%左右是工业制成品。到2010年，全世界总贸易额的60%是中间品的贸易，即零部件、原材料等各种中间品的贸易，40%是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截至去年，全球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

　　这反映了一个现象，即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单一国家、单一地区的企业生产，一个产品往往由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这个过程就产生了中间品的贸易，带来了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研究设计在内的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总量与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大约是5：95的关系，现在，两者的总量比例大概是30：70的关系（也有研究认为，服务贸易的统计被低估，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一半左右）。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全球贸易格局出现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是货物贸易中中间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二是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上升至30%以上。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整个生产力体系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2.生产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的生产涉及几千个零部件，由上千个企业在几百个城市、几十个国家形成一个游走的逻辑链，在这个过程中，谁是灵魂、谁牵头、谁在管理、谁把产业链中众多的几百个上千个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大头、领袖、集群的灵魂。所以现在看世界的制造业，不像几十年前看单个企业的规模大小，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在哪里。谁控制着这个集群，谁是这个纽带的核心，谁是这个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制造业的龙头。

　　例如，苹果手机一共涉及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几十个国家。在生产的过程中，并不是由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它们为苹果进行制造。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零部件供应企业，各有各的专利，各有各的专长。这些专利、专长，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制定了标准，产生了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今世界产业链中的竞争不仅仅是核心技术和资本的竞争，更是产业链的控制能力的竞争。能够控制产业链、提供行业标准的企业，就是行业龙头。

　　产业链的行业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专利发明都离不开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专利才会被使用。提升标准的基础在于产品的整体设计，基于对产品的性能、结构、形体外观、生产工艺的整体设计。也因此，能提出行业标准、产品标准的企业往往是产品技术最大的发明者。

　　能够控制供应链的企业其实就是供应链的纽带。这种企业在组织整个供应链体系，成百上千个企业都跟着指挥棒，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到哪儿，一天的间隙都不差，在几乎没有零部件库存的背景下，几百个工厂非常有组织地、非常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一个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讲，供应链的纽带十分重要。

　　价值链（Value Chain）是什么？当几千个零部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组合生产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做贸易。那这一过程涉及的几百个企业、几千个零部件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地区）中各种各样的城市里，每单之间、零部件工厂之间、零部件工厂和总装厂之间是不是都在做贸易，都在相互结账？其实不是。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通信系统在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苹果一年产生上万亿美元总销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厂都平行地和苹果的结算中心发生网络化的直接联系，进行结算。

　　这种结算选择地往往是在某个自由港地区。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自由港地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跨国公司的结算涉及全球，不同的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外汇往往需要离岸交易，而离岸交易中心往往设置在自由港。其次，为了降低税费，自由港的税率只有15%，甚至12.5%，因此结算税收低。再次是因为人才，自由港往往聚集着高层次的金融、会计和精算人才。由此，跨国公司不是在几百个企业、几百个城市、几百个活动点上发生结算，而是利用现代通信系统汇总在某一个结算点结算，由此形成了价值链枢纽。

　　2008、2009年时，惠普在重庆建厂，而新加坡作为自由港、离岸市场，税率低、人才集聚，因此虽然惠普在重庆生产，却选择在新加坡结算。当时，惠普在亚洲的所有生产点、研发点、零部件供应商，通通不在当地结算，而是和位于新加坡的惠普结算中心做结算。然后由结算中心负责支付各个零部件配套企业、物流公司、研发企业的费用，也支付各种专利等方面的费用。

　　2008年，中国一年有2.5万亿美元的进出口，其中1万多亿美元是加工贸易。这些进出口贸易的结算都不在中国境内，其中4000亿美元左右在新加坡，3000亿美元左右在中国香港，3000亿美元左右在爱尔兰，还有一部分在中国台湾、韩国首尔以及日本东京，这意味着由金融结算产生的税收，包括所得税、专利税、版税，以及金融结算产生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都不在中国内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拥有这个产业链、价值链的结算枢纽、结算点，谁就拥有这个产业链的财富中心。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生产一个产品，由此形成了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这个集群中的企业互相供应零部件、原材料、金融服务，整个服务贸易都在供应链中体现出来。这个供应链的纽带起着枢纽的作用，关键性的作用。谁掌控枢纽，掌控纽带，掌控产业链的集群，谁就是世界贸易中的产业巨头。掌控了这三条链之后，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会涌来，因为这里有钱赚、有市场，有技术的人也都为产业链服务。对于产业链枢纽而言，有些核心的东西可以自己做，也可以由供应商提供，比如苹果不生产芯片和液晶面板，但三星又做芯片又做液晶面板。

　　因此，产业链是在分工当中产生的，世界贸易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形成了新的世界级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控制产业的特征——三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即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这是跨国公司在适应世界贸易新格局基础上发生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新模式。

　　二、国际贸易中的“三零”原则

　　1.零关税。

　　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宗旨就是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各国关税。50年前各国关税平均水平是50%~60%，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一般都降到了WTO要求的关税水平，即10%以下。

　　WTO要求中国降低关税。2001年时，WTO要求中国在十年内将关税下降到10%以内。到2010年中国的实际关税已经降到9.8%，2018年11月1日，我国进一步下调关税，总体关税水平降低至7.5%。从加权平均税率来看，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为14.4%，2018年初降至4.4%。不考虑贸易摩擦过程中出现的关税上升，目前整个世界的平均关税在5%左右的水平。

　　这说明在世界贸易发展中，WTO的运转已经使得各国关税不断下降。关税越低，表明贸易越自由化。但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即便是低关税也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产业分工的细化、产业链的增加导致中间环节需要多次甚至十几次经过各国海关。假设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过了四个国家，即使关税降至5%，最终累计叠加之后，整个产品的生产需要承担百分之十几的关税，而且产品的价格还包括了劳动力、物流运输等服务的价值，这些费用不断叠加，海关根据价值来征税，最终都变成了关税的基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家发现恐怕只有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卖到全世界的现状，所以提出了“零关税”原则。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随着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制造业的主体，国家之间的关税运作模式也需要随之变化。

　　2.零壁垒。

　　为什么提出零壁垒？

　　如前所述，当有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某个产品，这个产品的产业链涉及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跨国公司需要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进行生产力布局。如果所涉及的数百个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不同，每个国家的准入情况不同，那么跨国公司很难进行协调安排。因此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共同协调生产。

　　所以营商环境要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公开化。营商环境除了涉及零部件加工厂、制造厂以外，还涉及产业链中间互相供给产生的供应链，供应链有物流企业，涉及物流中的保税服务、仓储服务和配送中心服务，此外还会涉及生产性金融企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每个国家在这些领域是否开放和如何开放的不同规定，都会影响产业链布局。

　　因此，所谓“零壁垒”就是对营商环境的要求，主要涉及对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生态环保、劳动力保障、市场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等方面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过程就是贸易零壁垒的过程。当几百个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几十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国际化、一体化、法治化显得尤为重要。

　　3.零补贴。

　　所谓补贴，是指一国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吸引企业落户，有意给企业进行一定的财务补助。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按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布点发生扭曲，对别的国家意味着不公平。
　　
　　过去国家海关之间的管理，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现在进入“三零”阶段后，一国对该国国际贸易的管理，从国门和国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延伸到贸易伙伴国内，按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贸易伙伴的营商环境、政府补贴等提出管理，互相约束、互相管理。

　　三、国际贸易谈判和FTA新趋势

　　2002年，一些发达国家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并提出具体计划。G7也提出过“三零”原则实施的时间表，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到2015年，把关税降到零。“三零”在2002年提出来，很有前瞻性，事实上到2010年，WTO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
　　
　　但“三零”的计划后来并没有实现，原因在于WTO。WTO是一个多边协议体系，包括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决策机制是只要成员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不同意就不能通过多边体制。几十个发达国家产业链往往都在工业国中流转，零关税对工业国有利。但零关税原则一旦通过，和工业国产业链、供应链无关的，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的农业国家的关税也会一起变成零，零关税给工业生产和产业链带来的裨益这些农业国无法分享，它们感觉吃亏，就不会投赞成票。因此，大国和小国之间，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要在WTO里统一地通过“三零”原则十分困难。

　　基于此，最近七八年中，出现了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在双边贸易或者一个地区、五六个国家之间形成诸边贸易体谈判不断增加的趋势，WTO被边缘化。

　　事实上，“三零”原则的受益区域确实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内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容易认同并产生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讲，FTA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特征。FTA不是逆WTO，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级的新阶段以后必然出现的趋势。发达国家2002年在WTO提出实现“三零”原则，并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近十来年，FTA谈判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贸易谈判原则和谈判体系方面的首选。WTO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因此提出了WTO被边缘化的问题。这也是近几年WTO改革被热议的原因，包括WTO的谈判规则、管理规则、仲裁规则等。

　　最近几年，以“三零”原则为背景和基础的FTA谈判进展迅速。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日本的经济体量有6万亿美元，欧洲的经济体量有十几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就是20多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70万亿美元中占30%左右的比重。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协议虽有变数，也在进展之中。美国和日本贸易协定已经谈了两年，最近签署了“有限协议”，并宣布还将推动一项更广泛的FTA协议。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已经签订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USMCA。

　　如果在2020年前后，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占全球一半左右）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就相当于通过FTA的谈判，原来已经淡出的G7又成为一个一体化的贸易体。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没有加入这个新的FTA的贸易圈，就相当于失去了FTA的全球新贸易体系。而如果中国也进入，以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规模，就等于占世界GDP规模70%的国家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新潮流，中国在积极推进WTO改革和相关谈判的同时，也应顺应潮流，加入FTA的贸易潮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退出后，由日本牵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已经成型，共涉及11个国家，中国尚未加入。这是一个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协议，如果中国不加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自贸体的功能就丧失了一半。

　　事实上，中国应该谋求加入CPTPP，这将推动中国今后的国际贸易发展形成一个重要格局——加入、参与和推进以“三零”为原则和纲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第二次“入世”。如果说2001年的入世引领了中国过去十几年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巨变的话，那么新形势下的贸易谈判将会影响中国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并为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现代化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

　　四、“三零”原则对中国的影响

　　若“三零”原则在中国具体实施,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1.零关税。

　　有人担心，“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在外国商品冲击下，中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将萎缩，这种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申请加入WTO时非常普遍，当时的讨论包括早加入好还是晚加入好。有人说越晚加入越好，这样让本国产业更强大一点之后再开放，就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冲击。

　　当时上海和国家提过一个建议，基本逻辑是加入WTO进比不进好，早进比晚进好，并提出了一整套方案。事实证明，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基本都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相反，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通过开放，我们得到了很多好处。

　　今天如果关税归零，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下面就制造业、农业、能源和消费品四个方面逐一分析。

　　A.制造业

　　中国的制造业规模目前居世界第一。

　　首先，据WTO统计，我国货物贸易进口的中间品部分占进口关税的60%以上。若对进口中间品实行零关税，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零关税必然会扩大企业进口中间品的采购空间，提升企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和全球化运营能力。

　　在世界产业链中，中国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在这个集群里，类似华为这样掌控纽带、标准和结算枢纽的价值链枢纽型企业并不多。华为的零部件由3600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提供，这全球的3000多个企业每年都来华为的供应链大会，华为就是掌控标准的，其供应链企业比苹果多两倍。为什么？苹果只做手机，华为既做手机又做服务器等通信设备，涉及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华为因此掌控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标准，也掌控价值链中的牵制中枢。当中国制造业实施零关税的时候，会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化、集群化，有助于供应链、价值链在中国形成枢纽、形成纽带，并形成集团的龙头企业。

　　第三，关税下降趋零过程，有利于倒逼中国制造业提升自主品牌、自主创新加速，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以汽车产业为例，现在国内的汽车制造厂商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如果取消壁垒，关税为零，会不会涌进大量的进口汽车，冲击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这话乍听起来，似有道理。

　　中国目前一年消费大概2800万辆汽车，其中120万辆从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地原装进口，26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在中国自产的2600万辆左右汽车中，大多数是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包括德国、日本、美国和韩国。零关税后，是不是外国车都会涌入中国市场呢？事实上并不会。外资厂商会选择在中国形成制造业，就近生产并销售，从而减少物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原本100万辆高档车的消费可能增加到四五百万辆。但其余几千万辆规模的中低档车，还是以在本土生产的企业为主。在开放过程中，如今的合资企业可能变成未来的外资独资企业，但外资企业不会选择关闭工厂，将其他国家生产的汽车运过来，因为物流成本太高。在这个意义上讲，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冲击国内汽车市场。
　　
　　总体来看，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企业的竞争能力加强，并降低工商企业的成本。

　　B.农业

　　关于农业，我们有一个基本发展要求，粮食安全，即中国人的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所有食物都依赖进口。当然，这不等同于不参与国际贸易。

　　首先,我国人多地少。我们拥有全世界19%~20%的人口，但可耕地只有20多亿亩，大体等于世界可耕地的9%，人均耕地只有全球人均耕地的40%。中国的淡水资源是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用淡水资源是全球人均的24%。这两个数据说明,从农业角度来讲，我国的土地和水资源完全自给自足很难实现。因此，充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尤为重要。

　　第二，目前大约有6.6亿吨农作物粮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但中国每年仍需要进口1亿吨农产品，这意味着13亿多中国人一年需要7.6亿吨农作物。现在进口的1亿吨农产品中，有8000万吨大豆、300多万吨小麦、300万吨玉米、300万吨糖，还有几百万吨肉类,进口量巨大。减让农产品关税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质量，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而巨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也有利于中国在与欧美国家减让关税的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

　　假如农产品关税归零，外国的农产品会不会对中国进行倾销？进口农产品又便宜又好，最后会不会使得中国各种消费者不买中国农村的粮食，导致中国农业萎缩，最终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对此，我们既要居安思危，也不能杞人忧天，要做具体的结构分析，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

　　进口农产品从结构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稻米。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欧洲和美国不生产稻米，无法对中国进行倾销。稻米主要由中国自己生产，其他亚洲地区也种植，但中国从其他亚洲国家购买稻米通常是因为其生产的稻米口感好，无须担心安全问题。在稻米方面，零关税不会带来欧美倾销冲击，亚洲地区是利益共享，是互助互益的贸易行为，稻米层面不存在贸易风险问题。

　　第二，大豆饲料。目前我国大量进口大豆饲料。中国现在可耕用的地20亿亩，其中一年要生产1.2万亿斤粮食，需要12亿亩，一亩地一年产1000斤；蔬菜、瓜果等农产品大体上所需耕地是6亿亩；仅剩2亿亩土地可以用来种植饲料。以每人每年平均消耗肉类大约40公斤来计算，13亿人需要5000万吨，一吨肉要四吨饲料转化，需要2亿多吨饲料。还是按一亩地1000斤来算，需要4亿亩到5亿亩土地来种植，我国剩余的2亿亩土地不够用。因此我国大豆进口量高达8000多万吨。全世界能够用来交易的大豆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中国购买。也就是说，在没有零关税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个天花板的量，零关税情况下，大豆的进口充其量到1亿吨。

　　第三，小麦、玉米、糖。这是我们既要进口调剂需求，又要适当控制以免大起大落受冲击的品种。北方人大多喜欢吃面粉，南方人也吃馒头，因此需要小麦；也需要玉米，既是饲料也可以人吃；还有糖，中国国内市场每吨糖5000元，在欧洲和美洲巴西等地，糖基本上每吨1500元人民币，差价高达3000多元，如果这个领域开放程度增加，糖的进口量会上升，国内糖价会下降。总体来说，如果关税降为零，会对小麦、玉米和糖等农产品生产带来冲击性变化。不过，在这些领域，在FTA的实施中可以按照“三零”原则的阶段性和趋势性原则，利用例外条款和配额限制等工具予以缓解冲击。

　　总体而言，零关税对中国农业调剂补充的作用，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
　　
　　C.能源、矿产

　　我国是能源、矿产消费大国，也是能源、矿产进口大国。

　　首先，中国铁矿石少，不管是压产能还是去库存，我国一年都需要生产7亿吨钢，7亿吨钢需要10亿多吨铁矿石，其中2/3的铁矿石依赖于国外进口。其次，石油。现在中国一年消耗6亿吨石油。国内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生产2亿多吨，进口4亿多吨。最后是天然气，我国一年实际需要至少3000多亿立方米，现在实际供应是2000亿立方米，有许多城市想要天然气但没有供给，2000亿立方米中我们自己生产1000多亿立方米，从美国和俄罗斯等进口1000多亿立方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能源、原材料一直大量依赖进口，无论关税是否存在，都有这么大的需求，因此不存在零关税的冲击问题，相反，关税下降有利于降低我国能源和矿产的消费成本，缓解资源约束，有助于世界各国的贸易发展更平衡更协调。

　　D.消费品

　　消费品包括药品、化妆品、服装及其他日用品。若降低关税，国内消费者是最大受益者。每年中国上亿人出国旅游，大家“蚂蚁搬家”，从世界各国背了1500亿美元左右的货回来。如果这1500亿美元是进口，在国内销售，我们就会增加1500亿美元的进口贸易，减少1500亿美元的顺差。为什么老百姓会选择国外消费？因为进口药品、汽车、化妆品等高档消费品关税过高，带来大量“海淘”现象。零关税将带动国内消费，刺激商店零售。老百姓旅游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背东西，同时进出口顺差还能平衡，好处多多。

　　综上，零关税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摩擦，总体利大于弊。进口大国一定是强国，原因有三方面：第一，进口大国通常市场容量大，足以牵动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往往是世界贸易的定价者。进口量大，就掌握着定价权，就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世界贸易中可以发声。第三，进口大国一定有非常丰富的外汇储备，或者这个国家的货币本身就是世界货币。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天人民币变成了世界货币，也是成为进口大国的一种标志。

　　2.零壁垒。

　　零壁垒，即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市场开放，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营商环境问题，主要涉及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否可以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待遇。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企业设置负面清单，除了负面清单之外的都可以经营。

　　第三，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第六，市场竞争中性。表现在参与招投标、政府采购、在市场配置资源、银行贷款时，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不能有主观或客观上的差异。

　　第七，扩大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开放。

　　第八，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快递、电信等领域的开放。

　　其次，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领域。

　　过去四十年，在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对外资基本上都是开放的。今年《外资投资法》把这些年的开放政策法治化，形成新法。其中对于我们以前视若禁区、不怎么开放的领域进行了规范，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0年时，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金融资产量、营业量、业务量的比重大约是4%，当时对外资金融机构没开放准入，仅仅在上海浦东等地进行了试点。到2018年，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资产量占比仅为1.6%，一方面说明这十几年来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快，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自己的国有和民营金融机构成长飞快。

　　开放将有助于竞争发展，在金融领域、医疗和教育领域都是如此。

　　最后，降低数字经济中的壁垒。

　　例如数据通信。例如外资企业将研究中心搬到中国，工作人员可以搬过来，却不能把美国的书和资料统统搬过来，信息和知识的传递主要依靠网络数据通信是FTA规则讨论中关于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关于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谈判，对于数据跨界流动等问题，需要从国家利益的各方面进行判断和谈判。

　　3.零补贴。

　　对于中国而言，“零补贴”可以带来五大好处：

　　第一，国家财政可以节约开支。

　　第二，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补贴会扭曲市场充分竞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凡是补贴盛行的地方通常会出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问题。

　　第三，补贴往往流向国有企业，停止补贴以后，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

　　第四，近十几年，我国一直是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推进零补贴措施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第五，有利于减少寻租行为，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灰色交易。少补贴，停止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

　　五、如何应对“三零”原则的未来

　　面对全球范围内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我国下一步如何应对？中央政府的观点十分明确。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提出要积极参与双边的、区域的FTA谈判，推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为了适应FTA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要求，在上海等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
　　
　　国家其实想得很长远。下一轮无论是国际贸易谈判，还是推进开放，都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在推进过程中，有两个要点要把握好：

　　第一，“三零”原则实施中的阶段性和趋势性。实施“三零”原则不等于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一下子全部归零，“三零”原则涉及的关税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这里存在阶段性和趋势性。例如日本和欧洲的贸易谈判，确定了日本对欧洲的全部贸易货物品种中有86%实施零关税，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

　　第二，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谈判探索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讲到FTA的时候推出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希望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全球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试验成功了，中国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
　　
　　这有点类似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当时中国的开放刚刚在货物贸易领域开始，服务业和金融业尚未开放，但国家允许浦东在保税区试行服务业开放。当时国家有以下法规：

　　一是保税区里任何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当时中国外资、内资、民营、国有企业都没有进出口权，只有外贸部直属的外贸公司有进出口权，而外高桥保税区允许在这里进驻的任何企业拥有进出口权。

　　二是允许做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离岸贸易。

　　三是允许外资企业在浦东的保税区里做批发贸易。

　　四是允许保税区企业外汇全额留成。

　　五是允许外资在浦东设银行。

　　六是允许外资在浦东设立百货商店。

　　七是允许外资在浦东设立保险公司。

　　八是允许开办证券交易。由于率先于全国实施了服务业、服务贸易以及金融业的开放，到2000年中国加入WTO开放服务业、金融业时，浦东新区和外高桥保税区已经形成了托底经验，适应起来驾轻就熟。

　　同样，现在中国为推进FTA贸易谈判积累经验，自由贸易试验区该试什么？就是“三零”规则，即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如果试验成功，外国企业进入时，营商环境八个方面都能做到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那么未来FTA谈判协议就有了托底经验。因此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就是“三零”规则在特定区域里先行先试。

　　总之，过去三十年，世界贸易格局变了，世界贸易中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企业把控市场的方法变了，国家之间贸易的游戏规则也变了。当今世界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的发展和讨论，是对WTO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WTO在自身未来的改革中，也要积极地进行和“三零”有关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继续有效发挥全球化的功能。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