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的商业社会精神尚未成型。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看到中国成为了全球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是中国商业社会的成长并非健全。整个中国社会对待金钱的痴醉态度、政府对商业社会边界的界定、企业家群体对政商文化的膜拜以及由此而内生的焦虑感、不安全感等让中国的商业生态十分混乱。虽然中国社会已叩进现代商业社会的大门，但大多数人对于商业的理解简单化为财富数字的累积。

　　价值中国：袁先生，您好。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下元和水性化学。

　　袁立新：在精细化工领域，事实上是不存在水性化学这种说法的，只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做水性油墨、涂料、粘合剂等化学品，主要以水性化学品为发展方向，实际上来说就使水性化学品替代溶剂型化学品。经营化工产品最关键的就是安全、环保、节能减排。

　　价值中国：您身处合肥这样高速发展的二线城市，从您创业及精细化工行业的角度看，您觉得近十年的创业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袁立新：从我自身的角度观察，我认为创业环境变化挺大，比十年前更苛刻些。我们从2003年开始创业，至今已逾十年。在这十年当中，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快速发展的十年，无论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商业社会的进化方面，十年前的创业环境与现在相比，有着根本的差异。比如，在十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带来了中国出口经济的腾飞，对于企业，只要抓住这个机会，赚钱并生存下来，是没有问题的，成功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就像张瑞敏所说的“台风来了，猪都会飞。”，那么好的创业、创富环境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有了很大的完善。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以及最近的欧债危机，企业家、创业者等人的心态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就是大家对于创业成功的渴望，这可能是因为获取创业资源的条件不那么容易了，也有可能是商业竞争层次的提升，不再像市场经济初期那种“野蛮时代”了，我更愿意看到这是中国商业社会的进步所致，从草根的角度来说，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应该再高一些。

　　价值中国：那么您在创办元和水性化学前后对中国商业社会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

　　袁立新：我觉得中国的商业社会精神尚未成型。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看到中国成为了全球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是中国商业社会的成长并非健全。整个中国社会对待金钱的痴醉态度、政府对商业社会边界的界定、企业家群体对政商文化的膜拜以及由此而内生的焦虑感、不安全感等让中国的商业生态十分混乱。虽然中国社会已叩进现代商业社会的大门，但大多数人对于商业的理解简单化为财富数字的累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形成一种尊重契约的商业文化呢?

　　我们是做水性油墨的，从大环境角度讲，竞争更为激烈，市场更为广阔，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也比十年前更为苛刻一些。毕竟水墨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超前的产品。从产业本身的角度讲，由技术创新推动的产品升级，客户对环保安全的水性化学品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想这些都是消费者需求意识及企业家创新思维的体现。然而，在中国的商业社会中，我们应该思考中国企业家阶层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扮演着什么角色。企业家需要具备与他们所获荣耀相匹配的智慧，需要认识到自己成功的背后所隐藏的某种偶然因素。我想我们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到更多的具有社会责任、文化格局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将是推动中国商业社会健全的动力。对于这点，我十分乐观。

　　价值中国：当前的一些商业活动出现的很多负面事件，如三聚氰胺，这些事件体现出的企业价值观的缺失，这种现象的背后您认为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间的一个阶段性问题?

　　袁立新：我认为这就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阶段性问题，并不能归因于文化。文化要看主流文化。出现一些负面事件，主要还是在于我们监管和惩罚措施的不完善，以及整个商业社会信誉体系所具备的约束力还相对偏松，毕竟，我们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个特殊阶段的环境问题，上升到文化层面还是有些宽泛。一个企业家的价值观并无缺少，因此就企业来说，其价值观也并无缺失，只是是否顺应主流的问题。从企业发展理论看，一个企业要有价值，这个企业就要对社会有所贡献。有了贡献，才能挣到钱，才能有好的发展环境。如果一个企业家在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同时损害他人的利益，损害社会的利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企业应该要做的事情。企业家和企业主有差别，企业和企业也有差别，不能说有那么几个人开了个公司，或许还是没有牌照那种，当一出问题，就指责所有企业都是这样。这不是主流。

　　价值中国：从1860年直至现在，中国的商业史有过几次断裂，比如启蒙运动、现代商业意识让步于以“救亡图存”，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商业社会的种子再次萌发。在您看来，中国商业社会在这百年间多年里的几次断裂，对现代商业有着什么样影响?

　　袁立新：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称，上世纪初是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中国本土的第一代、第二代民族企业家，在时局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有些人承担起了实业救国的社会责任,比如“状元企业家”张謇，同时，也确立了中国近代商业社会的优良传统。我觉得只是在1937年以后至改革开放，中国商业社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群体，企业家在经历了百年的历练后，仍旧需要建立一种以契约为核心的商业精神，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中国商业的光辉。

　　价值中国：相比上世纪初，您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是缺失信仰的么?

　　袁立新：我认为说中国的企业家缺失信仰是不对的。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泱泱大国，五千年文化。早在唐宋时期，按照现在的经济理论，我国的GDP就已是全世界最高的了。文明得以延续与传承，企业也有着悠久的商业文化，企业家的信仰是有的。只是在中国转型时期，企业家一时间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信仰依旧有，只是还没有顺应历史趋势。

　　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曾有经济学家做过一项研究，将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点年，放在同一起点上，对比他们的发展轨迹，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但是，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又是有着其文化发展的深厚烙印。我们听了太多论调，或体制的问题或文化的问题。但是，无论任何原因，企业家得相信“正道”，得有耐心“走正道”，甚至在创业之初应就要尝试着赋予企业百年基业长青的基因，那么就一定会成功的。不管企业家信仰什么，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都应树立“走正道”的价值观。

　　价值中国：中国人信奉“安身立命”，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往往解决了“安身“的问题，但是在“立命”的问题上思考的还不够。您认为企业家的精神归宿在什么地方。

　　袁立新：这个问题不太好解释。从现代企业角度来说，为什么要创造企业?为什么要发展企业?或者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或是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肯定要有自己的想法。企业家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财富只是个符号，必须要有精神追求。比如乔布斯当初做“苹果”产品就是看到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看到了市场需求所在。他为了让贫困人也能用得起“苹果”产品，只有精简设计、降低成本。但同时，从企业家的角度说，苹果公司能够有今天，在根本上还是在于的乔布斯的心灵境界。

　　价值中国：乔布斯在印度有过灵性探索并信奉上了佛教。反过来看中国的企业家多多少少有着浓重的实用主义和世俗观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应该以一种什么方式寻找精神资源?

　　袁立新：要尊崇规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企业也有每个企业的经历。企业要生存，就要挣钱，就要有目标，目标也要符合社会的要求。现在很多人要求企业有更高的追求或者怎么样，或者说能不能把企业做出规范这样子，也不可能。社会希望企业会做成什么样子，这本身就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作为一个企业，其发展是有基本规律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应尽可能不要依赖政府的扶持，否则就可能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支持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很少，仅仅是政府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转向，那时民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企业成长也很快。同时，企业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快速增长并不能仅仅依赖宏观调控，经济低迷，一调控就能解决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通俗点说，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怎么过一辈子是自己的事情，企业也是如此，适者生存，劣者淘汰，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说，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我认为辩证法都没学好，主流与非主流都没有看清楚，而且还经常上纲上线，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思维模式。企业家应该去倾听内心向善的声音，并去追随。

　　价值中国：我们很期待能够通过您的声音，去传播一些常识，将社会对企业家的期望值给降下来，不能将企业家看做“道德圣人”。

　　袁立新：企业家确实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留给后人，用一些好的精神风貌去影响后来者。人性化一点说，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也没有一个完美的企业。在很多时候，企业的寿命要比企业家的寿命长。若是企业家没有精神追求，没有文化、企业本身又没有价值，企业是不会能够基业长青。很多企业在创始人离去后百年，仍然坚持当初创业之时的理念，即使企业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你能说企业没有企业文化，没有价值观，没有信仰吗?我们不应该传播这么一种观念就是企业家不应该有任何瑕疵。

　　价值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渴望救世主。

　　袁立新：企业家渴望救世主，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的不成熟。有很多企业家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企业。企业家是个职业，而且还是个高危职业，也不是说只要花钱在工商局注册个企业，这个人就成为了企业家。

　　现在都讲企业融资难，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如果都是按照融资的方法去做企业了，怎么会觉得难呢。企业若是不宣传、不做可行性报告等必须的工作，怎么能期望银行把款贷给你呢。

　　价值中国：刚才您提到，很多企业家是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的想法经常比较多，然而企业的发展、核心优势的打造是需要企业文化的，如果企业家不能坚守他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企业文化是不是就没有“根”?

　　袁立新：现在大家谈论企业竞争，经常会用到“红海”、“激烈”、“头破血流”之类的词，说得环境有多么不好，我觉得这有些夸大其词了。我们想象一下，企业间的竞争能不能很绅士的，竞争也应该讲规则，愿赌服输。如果竞争不过别人，应该反思企业的内功是不是很扎实。关于企业文化，我们也常常看到企业去用一些成功学的东西给员工打鸡血、洗脑，这是一种很过分的做法。企业的发展也要有相应的土壤，发展需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拔苗助长。

　　我们太需要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老黄牛精神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回望历史，从前人那里寻找可以依赖的精神资源，重新体现到现代商业社会当中。

　　价值中国：价值中国的会员、北大光华学院黄铁鹰老师认为“管理是一门艺术”，也有专家学者说“管理是一门科学”，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在您的实践中，您对管理的理解是什么?

　　袁立新：我认为管理是科学。如果管理仅仅是实践、艺术，我觉得有点偏。管理的关键问题就是管人，怎样带团队，怎样激励，这需要相信科学。比如我要招一个总经理，我不可能只凭借直觉、看面相的，是需要很多科学方法来识别这个人的特征，而这需要学习，是知识的。如果从“心”的层面看管理，那是精神层面上的，那是更深奥的东西。

　　价值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管理受到整体文化的影响，您认为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

　　袁立新：虽说各国都有各国的管理模式，但人在利益面前相差不大，加上“中国式”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若企业管理真的有了“中国式”标签，将来企业国际化后又会遇到更多的管理问题。各企业管理风格可以不同，但管理企业的一般规律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