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某些最贫穷国家的企业家，应该可以从《非洲的优势和劣势说明》(Explaining Africa's (Dis)Advantage)一文中找到乐观的理由了，这篇由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安·哈里森(Ann Harrison)与他人共同完成的论文最近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刊发。

　　“如果你为非洲企业家提供美国或欧洲企业家的环境，那么，他们的表现会胜过欧美同道。”哈里森谈到。通过设想贫穷的非洲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的全球竞技场，哈里森和来自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许立新看到了“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发展强化循环”的巨大潜力。

　　与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和对单独结果的微观经济研究成果审视非洲宏观图景的现有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会忽略非洲企业的行为和表现更广泛的层面——形成对比的是，哈里森、林毅夫和许立新把研究推进了一步。他们利用来自32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2万个公司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这一地区的宏观图景，这些国家的人均年GDP低到不足3,000美元，最穷国家的年人均GDP甚至不到500美元。这些数据由“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orld Bank's Enterprise Surveys)计划提供，研究者在论文中写到，该计划旨在“用基本尺度评估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并了解企业表现和企业行为的决定因素。在每个国家，这项调查都依据从该国统计部门获得的众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的资料完成……调查的结果是该国非农私营经济一个富有代表性的样品。”

　　研究者认为，基础设施薄弱、信贷资源稀缺以及政治垄断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作为基础设施的代表，低效率的电信设施在长期阻碍这些国家发展的所有因素中始终位居前列。由于缺乏正规的贷款来源而导致的获取资金困难则位居第二位。此外，一党执政也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这些国家的进步。“如果能将这些令人生畏的地理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性因素调整到其他地方的既有水平，”论文的作者写道，“非洲便会拥有一种先天优势。”哈里森还补充谈到，这可能是因为，为了在如此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下去，非洲企业已被迫变得更强壮、更聪明地开展工作了。

　　“令人生畏”的商业环境

　　利用抵消区位劣势的统计调整，研究者重新评估了企业的绩效表现关键指标。修正后的指标表明，非洲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学术研究中用于评价企业绩效表现的黄金标准)、销售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等各种变量中居于领先地位。此外，他们还对行贿受贿、强权政体的顽固、武装冲突的多发、种族的分散化(ethnic fractionalization)、解雇不称职工人的难度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不报告盈亏状况的“非正式”商业部门等区位因素进行了统计调整。

　　随后，研究者将最贫穷非洲国家的企业经调整后的结果，与另外两个群体进行了比较，这两个群体一个是非洲以外国家的类似“一般对照”(average comparison)组，另一个是“更好对照”(better comparison)组，这个群体是指拥有更优越经营条件的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来自五金及机械、电子工业、化学制药、木材和家具、非金属和塑料、汽车及零部件以及其他制造业等行业。

　　研究者发现，不出所料，在面临的重大挑战没有得到控制的非洲国家，企业的表现明显比世界其他地方企业的表现更糟糕，其具体表现是更低的生产率水平、更低的增长率、出口量更小以及更低的投资率。但是，当研究者去除所有这些减缓因素(mitigating factors)时，结果随之改变——正式商业部门的非洲企业在生产率水平和企业增长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企业。与高科技制造业相比，这些国家的地区优势在低技术行业更大，此外，服务部门的地区优势与其他地区相比并没有差异。

　　然而，研究者表示，在事实面前，乐观却受到了压制。“几乎在所有方面，非洲企业都要面临更令人生畏的商业环境。”他们在论文中写道。“它们在更贫穷、规模更小的经济体中运营，而这些经济体往往更封闭，此外，这些经济体还拥有很长的武装冲突历史。政治垄断吞噬了利润，关税更高，而且行贿受贿司空见惯。”

　　取得进步

　　这项研究表明，很多非洲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独 裁者是否放弃权力，是否能建立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以及是否能完成其他结构性转移。哈里森指出，一党执政的年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销售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同时，某一政党垄断权力的消极作用，在非正式企业扮演更重要经济角色的国家中表现得更强些。与之类似的是，一党专政会显著减缓制造部门企业的增长，但对服务部门企业没有什么影响。

　　哈里森还补充谈到，虽然听上去有些牵强附会，但不应该排除一场剧变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商业环境变得更好的可能性。现如今，变革会来得很快，就像“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所表明的，变革往往由电信设施触发。当陆上通信线在中部非洲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只有区区2%的消费者有机会使用电话。而现在，科技已超越了陆上通信线的束缚，10个非洲人中拥有手机的已经超过了8人。哈里森谈到，这是在较短时期内取得的重大进步，并预示着更多的机会即将到来，而且很可能比传统的预期更快。

　　研究者的某些数据还清楚显示出了种族分散化的现状，种族分散化在非洲是个普遍现象，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一现象会阻碍社会进步。“但我们的微观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研究者认为。“实际上，种族分散化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和企业增长水平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哈里森将这一优势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从中受益良多。“种族多样性有利于创新和合作。”她谈到。

　　论文的作者总结说，他们的研究是对令人沮丧的先入之见的攻击。“非洲根本没有阻碍其发展的固有‘诅咒’。”他们写道。“他们需要的只是解决糟糕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问题的行动。非洲20世纪70年代之前和最近10年的增长记录就证明了这一点。”

　　哈里森还补充谈到，不要指责这一地区面临众多问题的企业，他们通常都有取得成功的能力。相反，人们应该指责的是政府和公司运营环境，它们未能为商业部门提供兴旺发达到更高层次所需的条件。“为了培育一个强劲的商业部门，这些国家必须完成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改善基础设施、扩展人们获得银行服务和商业信贷服务的渠道，并鼓励政治竞争。”她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