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不速之客战巍巍地走下扶梯，将靴子踏在了这片遥距自己家乡38.4万余公里的“新大陆”上。尽管眼前的景色只是一片壮丽的凄凉，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地用手里的镜头记录下了这里的景象，毕竟这是里程碑式的一刻—月球首次迎来了它的人类客人。在后来的几年里，人类又几次造访了这片净土，而那些或许还携带着些许月表尘埃的珍贵镜头有的被高价拍卖，有的则被永远遗落在了太空里。其实，如果仔细查看这些承载着使命的镜头边缘，都会发现同一行小字：“ZEISS”。而这代表着它们共同的主人—一位来自德国的传奇驭光术士—卡尔·蔡司（Carl Zeiss）。

　　卡尔·蔡司是一名机械师。1846年，30岁的他来到距离自己家乡20公里以东的耶拿（Jena）创立了一家小作坊，专门研制精密仪器及光学器件。正是这间起初只能制造简易透镜的无名工坊，奠定了日后耶拿“国际光学中心”的至高声誉。如今，这座仅拥有10余万人口的小城揽括了全德国近半的光学产品出口，而这家以蔡司本人名字命名的公司也已经成长为业务涵盖半导体、研究与质量、医疗、视力保健及消费光学领域的全球光电领袖，于40多个国家建立了30多座工厂、50多处销售与服务机构以及25个研发机构。去年正值公司创立170周年，这同时也是公司发展至今最为成功的一年—新近订单首次突破50亿欧元。其中蔡司中国区的营收额占比高达约1/10，较前一年增长近三成，是蔡司全球市场的重心所在。

　　我乘车来到蔡司中国总部所在地—上海自贸区。人烟车流逐渐稀少，窗外的景色也开始被几片露土空地和摆列密集的大型集装箱替代。自从2013年9月挂牌以来，上海自贸区内累计入驻外资企业七千余家，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此前20年来区内外资企业的总和，而迁址其中的蔡司中国总部大楼便是其挂牌后首个开工建设的跨国企业中国地区总部项目。走进这栋装潢洁白透亮的蔡司大楼，直面的大堂墙壁上悬置着一张巨大横板，上面绘制着创始人卡尔·蔡司的头像；左手边的玻璃门里陈列着一架常年固定于同一角度的望远镜—它稳稳瞄着三层，那里的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只微型塑胶小鸟。

　　踏出运作极缓却又不乏稳健的透明电梯，我见到了麦克西米利安·福斯特（Maximilian Foerst）。如今已是他作为总裁加入蔡司中国团队的第八个年头，他执掌的蔡司中国作为蔡司全球业务的重中之重，常年稳居亚太区最富活力的增长区块。这里拥有蔡司集团在德国以外的首个企业级创新研发中心；位于公司一层的车身测量解决方案中心也是除德国本土之外唯一的一处蔡司车身检测场所。

　　“其实探索太空并不属于我们的业务领域。”福斯特耸耸肩膀，昔日的登月殊荣在他看来似乎早已不值一提。可即便如此，宇宙研究工作却始终不曾疏离他们，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光谱仪制造商，宇宙星体频谱、湿度计算、土壤及X射线分析皆与其延续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过至少在福斯特看来，蔡司最有趣的一项成果另有其他，那就是它率先提出的“可移动显微镜”概念—这项专利意味着，医生从此终于可以根据需求灵活使用显微镜，手术中不必再凭借裸眼。

　　尽管如今蔡司在光学及光电领域的技术稳居全球领先地位，回溯其发展历程尽可谓一波三折—它在170年间经历大小危机无数，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被迫割裂与重组。这个世界光学历史的缔造者始终致力于一件事情—秉承“德国制造”的匠人精髓，同时将自己对光学的理解延伸至科研创新的每一角落，不论是对昔日的传统透镜，还是对未来的医疗、工业，或虚拟现实。

　　故事回到1866年。当年，蔡司工厂成功卖出了自己的第1,000台显微镜，并于同年迎来了后期成为企业精神领袖的知名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博士，他协同蔡司本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钻研光学产品基础原理。13年后，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玻璃化学家奥托·肖特（Otto Schott）来到蔡司，并在自己建立的工厂里成功研制出了“消色差物镜”。由此，耶拿玻璃一度成为了全球最知名的玻璃。阿贝在与肖特的强强联手中，曾经利用由自己提出的“阿贝正弦条件”理论，配合肖特玻璃厂的新型玻璃，为卡尔·蔡司制造出了当时最高质量的显微镜。1879年，阿贝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蔡司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些显微镜“就像烤蛋糕一样畅销”。

　　然而，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尾声，蔡司的命运也临近大考。随着德国的割裂，总部居于前东德的蔡司也被迫拆分。混战之中，美军抢占了蔡司位于耶拿的工厂，征用其专利、文件及设备的同时，还在撤离中用卡车带走了蔡司的300名顶尖科学家。这些科学家被迁至前西德一个叫做奥伯科亨（Oberkochen）的小镇重设了公司—这也是如今蔡司总部的所在地。一年后，前苏联军队又大肆拆除了蔡司剩余的超出九成的工厂设备，主导了东德蔡司。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显现的微电子、信息技术及太空研究领域成果，光学仪器设计领域获得了崭新发展前程，尽管东、西蔡司之间隔着一堵“柏林墙”，但二者始终致力于光学、精密机械及电子原理的结合。这种几近吻合的业务重点，以及恪守如一的企业文化虽然为1990年的公司合并带来了一些麻烦—规模中等的“西蔡”与规模冗赘的“东蔡”在结合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冗员现象，但也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促成这起重组的最主要原因。

　　如今，它拥有大约7,000项有效专利，每年新增专利约400项，重组后的蔡司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提及公司近期达到的技术能力，福斯特说起了一台名为MultiSEM的电子显微镜—它可以将扫描光束分解成61个平行射束，进而将扫描速度提升61倍。这意味着，如今的医学家可以实现在短时内勾画出一副完整的细胞层面的人脑图谱，从而了解人脑所有的神经连接情况，而在以往，这项浩大工程可能要花费数年时间。“如果其他公司也想达到这个效果也不是不可能，”福斯特说道，“不过他们需要将61台设备放在一起。要知道，这将会占满整层楼的空间。”

　　作为曾经由地域之争而被迫割裂的公司，其闯入中国市场的时间远远早于当今的绝大多数外资企业。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蔡司就一直与中国政府保持着紧密联系—其最早于1957年就已经跨入这片沃土，并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中有了雇员。“当时除了蔡司耶拿公司，没有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福斯特表示。据悉，两国起初的业务往来并不是以资本方式进行，而是以贸易的方式—双方的政府达成一致，由蔡司为中国高校提供数千台显微镜—德国员工会来到中国政府部门工作，协调并提供当地所需的技术支持；作为交换，中国方面则为德国提供百吨煤炭。于是，当21年后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吸引了大批外资涌入时，蔡司早已具备了巨大的起步优势。

　　然而，或许这种成功可以顺产于20世纪80年代，可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块处女地，跟风与盲从之策不会结成善果。随着中国逐渐发展成为蔡司全球主要市场，加大中国区投入力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了在中国市场打造核心竞争力，福斯特在初任蔡司中国总裁约一年半之际，便力排团队中“畏惧改变”的声音，与全球CEO麦克·卡斯柯（Michael Kaschke）促成了继德国本土以外的第二处企业级创新中心的建立—蔡司上海创新中心。业务跨度覆盖医疗、显微镜及工业测量。与此同时，公司未因此关闭其他研发中心，也未因中国生产成本低而关闭其他任何一座地方工厂。

　　事实上，如今蔡司仅有约一成的收入发生在本土市场，其约25,000名员工中近五成都布局于德国以外。而为了能够将中国市场中暗藏的巨大潜力直观展现给公司高层，蔡司全球CEO卡斯柯曾于2011年决意将公司全球会议的举办地从昔日的德、美城市转至中国南京。当时，200位蔡司高管应邀乘机落地上海，随即又被安排转乘高铁抵达南京。“当他们来到这座此前从未听说过的、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时，却发现这座召开全球会议的建筑居然比德国所有的建筑都要高。”福斯特回忆道。在这个类似于企业内部开放性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终于得以切实立足中国市场去了解整个世界。

　　虽然目前中国正在从简单的工业、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向更加侧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状态转移，标准机床制造商正经历价格走低、市场萎缩的高竞争时期，福斯特依然保持着对蔡司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高度乐观，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蔡司的业务开展与中国市场主要发展趋势的高度一致。如今中国依旧在推行城镇化，与普惠医疗政策导向相符的细分领域日益壮大。当前，蔡司已经针对民营医院及二级市场进行了大量投入，其中包括进行本土研发、培训基层医生以提高其诊疗技术。著名的蔡司眼底断层扫描仪PRIMUS 200更是获得了欧洲红点大奖，而这正是由中国研发中心及工厂生产的，其设计初衷便是为了服务中国农村地区及新兴经济体市场。

　　我被带到位于公司一层的演示厅与生产厂房参观，在经过入口地板上那块超强黏度的胶毯除尘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年恒温在20~22摄氏度、湿度维持于30%~70%的巨大密闭空间。室内满列着巨型高精度测量仪器，其中，体型巨大的光学三坐标测量机可以满足多种工业机械的高精度测量，比如飞机涡轮叶片—“叶片的弧度会对气流流量及压力产生直接影响。”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枚长约3厘米的叶片，他解释道：如果客户要求对叶片进行每隔5毫米的测算，通常每个叶片会耗时两天左右，“上次我测量的是风力发电涡轮，它大概有176枚叶片。”

　　这些精密仪器本身的精度与稳定性对周遭环境的高度要求，奠定了光电行业极高的资金门槛；同时，公司日常高端项目的长周期行进，以及诸多科研工作的平行施展，也对企业资金实力施加了巨大压力。“老实说，如果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这些技术可能根本无法成型，因为市场上没有人愿意投资需要25年或30年才能够回本的业务。”福斯特本人也承认雄厚的资金能力在蔡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事实上，这份困扰在公司创立之初就早已得到解决。

　　在卡尔·蔡司逝世后的第二年，为保障公司的长远独立及永续经营，阿贝特此创立了卡尔·蔡司基金会，至今，它依然是公司的唯一股东。该基金会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运营方向，并且不受创始人家族掌控，拥有绝对的独立权。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突袭中，蔡司除了工业测量部门业绩出现了4%的轻微下跌，依旧实现了整体高达42%的涨幅。在福斯特看来，取得这一成绩，基金会制度功不可没—不放弃客户、保留核心人员及竞争力为基金会制度下公司的一贯政策，因此，即便业绩短时间遭受危机袭扰，蔡司仍然全力保留了相关工作人员。这就使得市场恢复增长时的公司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而那些只着眼于提升股价而大肆裁员的竞争对手则远远落后。

　　在这份强大的后盾支持下，蔡司于2015/16财年投入了4.36亿欧元用于研发工作的展开，这个数字占到了销售总额的近10%；而立在他本人桌子上的—一块记载着每五年更替一次的集团规划水晶碑，则暗示着在这个拥有2,500余名员工的蔡司中国区，仍将有无数项新晋领域被逐一发掘。

　　对于商科出身的福斯特而言，创新或许并不算一件难事。平日里，他本人每天除了坚持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划得分外分明之外，还有一件热衷的事情—户外跑。为了能够同时看到周身的新鲜事物，他很少将自己限制在对着一小块儿电视屏幕的跑步机上。于企业也是同样，这种无限探索新领域的精神开辟了蔡司170年的长青，也仍将为这位传奇驭光术士续写未来。

　　“记住，永远不要嫌（野心）太大。”福斯特说，“因为你总会有办法把它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