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曾梦想把新东方做成年收入一两百万的精品机构，因为他觉得小范围内也能实现理想;但现实中的利益纠葛使他不得不将新东方运作上市，变成一艘“万吨巨轮”。俗话说，赚多大钱，操多大心，俞敏洪的书生梦想最终只是个“梦想”，如何更好地驾驭资本才是他现在更关心的问题。

　　“真正的企业发展要比电影中还要复杂，我们三个人打架打得比电影中凶多了。”在《中国合伙人》电影的首映礼上，俞敏洪说道。在他看来，电影很真实，但现实更残酷。一件格子衬衫，一条牛仔裤，加上脚底一双运动鞋，从16年前只有13个学生的俞老师，到今天纽交所上市企业的掌门人，除了脸上的细纹，俞敏洪看起来几乎没有变化，“以前更差，是回力鞋。”他说。

　　直到今天，俞敏洪的床头仍摆有一排安眠药，这个毛病是在10年前，新东方上市之前就有的，如同电影中一样，那个时候俞敏洪和新东方几位合伙人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他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这一情况在新东方上市之后并没有得到改善——教育求稳，资本求快，俞敏洪要拿出大部分精力应对华尔街那些资本家对新东方每年25%增长的收益要求。在10年前，新东方遇到类似这样棘手的问题时，是老师、书生和音乐家三个合伙人共同面对的，今天，站在华尔街与投资人交涉的只有俞敏洪一人。

　　用眼泪赚取同情

　　在新东方，俞敏洪管理着世界上最难管理的一群人——知识分子，他要让这群知识分子创造符合美国资本市场的收益。俞敏洪认为自己并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我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他说。

　　关于电影《中国合伙人》，俞敏洪觉得自己并不像电影中的成东青，“我没有黄晓明扮演的角色那样窝囊，不过我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势，性格中还有一点书生的优柔寡断。”这在新东方上市之前的那段时间，曾经一度影响新东方的发展。

　　在与王强和徐小平的争执中，俞敏洪的“吵架法”非常有趣。“比如我做事情，如果要违背一个人的意愿，我一般不敢和人硬抗，所以我要对某个人的观点不认可的话，我会组织一帮人来跟他一起讨论，最后用一帮人来违背他的意愿。”

　　在新东方内部，此前徐小平一直自封为俞敏洪的监督者，“我过去的使命就是挑战俞敏洪，在各种问题上逼迫俞敏洪，比如我用一年半的时间逼迫他上雅思项目”。

　　在员工和学生面前，俞敏洪永远都是那个嬉笑着、不在乎调侃自己的人。在俞敏洪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他骑马飞奔的照片，他希望自己能像照片中一样，在枷锁之外，自由自在。

　　但现在他做不到。他要应地方政府的邀请去各地做演讲，还要在政府官员的宴请中做“陪客”，他还要接待美国的各种投资机构的考察，这样的邀约和饭局几乎每天都有。他甚至要坐飞机到外地，然后在两天时间里喝下6瓶白酒，再被晕乎乎地送上返程飞机，然后待在洗手间里吐。

　　合伙人分手缘由

　　——谈规矩不谈感情

　　新东方上市之前的合伙人内部之争，是俞敏洪永远都绕不过去的一个结，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辩仍无解决办法，当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咨询公司在新东方办公了几个月之后，给出的结论是，“这里的人很奇怪，一说话就容易哭，一哭就互相指责。”最后咨询公司不要钱离开了，因为包括俞敏洪在内的几个合伙人，没有现代化企业管理的任何常识。咨询公司的人对俞敏洪说：“我们没法做，你们每个人来跟我说的时候，都是在讲个人感情问题——一起做新东方结果感情上受骗了。”

　　事实上，当时也是新东方最艰苦的时期，2003年，“9·11”事件后，赴美签证大幅度减少，新东方在国内的出国培训业务受到冲击，随后的“非典”停课，学生蜂拥而至，要求退款，俞敏洪最后自己又借了3000万元才把学生的退款都补上。而在《中国合伙人》电影中展示的ETS对新东方提出诉讼，指控新东方偷题，这又让新东方拿出了600多万元赔付款。

　　这些外患，相比较新东方合伙人之间的纷争倒显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新东方成立时，是以“大包干”的形式发展的，俞敏洪负责出国英文培训，徐小平负责出国咨询，王强则负责英语口语，在此之外，还有包括胡敏在内的一些创始人，俞敏洪告诉大家：“我不是雇用你们，你们赚了钱都是自己拿着的。”这种意识给后来新东方在现代化企业改制和新东方上市后都制造了一些麻烦。

　　2000年到2004年四年间，俞敏洪完成了一个从兄弟创业到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

　　在创业之初，俞敏洪对将近10个合伙人说道，新东方各自负责自己的一块，赚了钱都自己拿着。到了2000年之后，这样的利益分配制度显然已行不通，合伙人之间开始起争执，“分股份很简单，可是股份该怎么分?大家要放到谈判桌上来讨论这些。”王强说道。

　　最终商定的股权分配中，俞敏洪作为公司创始人，占股45%。王强和徐小平各占股10%。股权分配商定后，新东方还有一个问题横在合伙人之间——几个创始人都有亲戚在新东方工作。以俞敏洪为例，他的老婆、妈妈、老婆的姐姐和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其他的合伙人也有亲戚在新东方工作，一段时间内，新东方官僚主义作风浓厚。

　　2002年，徐小平和王强受不了新东方日渐明显的家族企业趋势，要求开除企业内各位合伙人的亲戚。为了给俞敏洪施加压力，王强和徐小平先后递交辞职信，同时当时的合伙人，也是俞敏洪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了退股要求。

　　随着电影的上映，新东方几位合伙人当年的爱恨情仇又被重新翻出，此时俞敏洪已经可以用一个比较淡定的态度来对待几位合伙人当时彼此之间的矛盾。“在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一大能力就是吵架嘛，徐小平和王强发飙的时候，我就听着，然后我接着干我的活儿”。

　　在徐小平看来，友情一定要锁定在规则和原则的笼子里才会更长久。直到今天，徐小平仍然坚持，他在新东方的使命就是监督、指导和改造俞敏洪，“在公司中，权力要有监督和制约机制。”徐小平说。

　　2004年，新东方开始了自己的上市之路。2005年，当老虎环球基金入股新东方后，合伙人之间的纷争终于停止。

　　事实上，新东方并不缺钱，在当时，选择上市，或许是与合伙人之间意见分歧的一个无奈之举。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约束内部管理，以制度说话，避免出现此前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救赎。“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俞敏洪说。

　　特别喜欢数钱的感觉

　　“资本市场就是你娶了一个女人，然后你还甩不掉。每年你还要为她增长25%的收入，不是因为你爱她，是因为你被绑住了”。俞敏洪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自己后悔上市。“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俞敏洪说道。

　　就在2006年9月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俞敏洪还持有新东方31.18%的股份，但经过几轮稀释后，目前俞敏洪只持有新东方17.1%的股份。即便如此，他仍是新东方的大股东，但是他失掉了“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权利”，俞敏洪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职业经理人。

　　“上市之前，新东方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企业，上市之后，我要随时告诫自己必须服从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甚至以职业经理人的心态要求自己。”俞敏洪说。

　　每个季度俞敏洪都要向华尔街报告新东方的业绩情况，报告的对象中既包括王强和徐小平这些仍持股的创业期合伙人，也包括一些海外基金，如果新东方的股价在四个季度中一直下滑，那么持有10%股份以上的股东可以联合提名召开股东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