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卫体系形成严峻挑战，改革已刻不容缓，特别是预警体系。

　　截至北京时间11月4日21:05，全球累计确诊4789.59万例，累计死亡121.8万例，累计确诊国家和地区数近200个。

　　新华社11月3日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

　　《建议》提出，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职能。落实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健全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疾控防控体系改革之一

　　新发传染病的预警信号每延迟1小时即等于2亿美元损失。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发传染病在全球范围不断出现，特别是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和2015年发生的寨卡病毒大流行，给人类健康、全球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使得世界各国切实体会到，新发传染病的控制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全球已发现的新发传染病多达40余种, 其中以病毒性传染病居多。新发病毒性传染病的发生往往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流行范围广、病死率高、难以预测和防范等特点，极容易发展成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国际关注事件。

　　然而人们对新发病毒性传染病的发生原因、传播因素及流行规律等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目前，全球发现新病原体的能力还很不足，若要快速有效地应对新发和不明原因性传染病突发疫情，必须建立发现新病原的预警技术体系和新病原学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和发现新病原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新冠病毒早就存在。

　　据媒体报道，英国研究人员对全球7600名患者身上提取的新冠病毒进行基因分析表明，该病毒从去年晚些时候就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且在首例感染后快速扩散。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底新冠病毒已进入人类宿主。

　　几个月前，一个叫福岛淳也的日本医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他所在的机构用之前的样本进行了回顾性研究证明：2019年8月，新冠病毒可能就已在日本出现。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去年12月26日发出预警信息。

　　“对于传染病的预警系统，不明原因肺炎是在里面的，遇到后需要上报。不过，这需要一线的医务人员具备发现能力。然后，疾控系统流行病毒的专家做调查，一般需要市级以上大单位去核实，县级疾控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有的医务人员没有能力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也就无法上报，对新发传染病也就无法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如此表示。

　　自2003年的SARS之后，中国就建立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下称“直报系统”），该系统对各类常规已知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与报告，包括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报告的重点，通过这种监测，不仅可以早期探测和预警传统传染病的暴发，也利于发现新发传染病。新发传染病一旦确定，其名字也将列入直报系统。

　　加强警报系统

　　缘何我们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预警如此不警觉？这种信号释放的早晚对于防控带来什么后果?

　　对于新发传染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等专家认为，发现和报告疫情的意识需要加强。

　　多数传染病的发现首先是在临床。李立明等认为，基于临床观察及敏感性发现异于平时的病例情况，及时上报，是早期发现并快速控制传染病的重要关口。这就需要临床医生具有较强的传染病风险意识、主动识别意识及依法报告意识，通常一线如急诊科、呼吸内科、医院感染科、影像诊断科及检验科等，特别是基层医生，往往是感知疫情发生的第一批人，应依据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及时按要求上报，同时应尽快按操作规程采集多种生物样本并送指定单位检测。

　　在发现异于平时病例的第一时间，有些医生具有新发传染病诊疗意识、主动识别意识及依法报告意识，但还有部分医生依法报告意识不强，而且报告需要履行逐级行政报批程序。尽管经过多年传染病重大专项建设，我国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筛查能力已有大幅提高，但只有在疾控系统及时接报，科研支撑机构尽早获得病例样本开展病原监测和鉴别的情况下，才能第一时间发挥作用。

　　由临床发现触发的快速响应机制需要改进。如果专业判断能力不足，发病后未能及时协调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则可能影响提高临床相关响应级别指令的及时性。

　　新发传染病预警系统包括：预警病种的报告病例数、预警信号数、预警信号初步核实方式、预警信号响应率与响应时间、预警信号初步核实与现场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

　　尽管我国已建立了法定传染病和不明原因肺炎的直报系统，但根据李程跃、高翔、李力等的研究，风险预警作用发挥不到42.0%，而转为应对风险的行动干预能力发挥则仅有0.8%。所谓“前瞻治理”就是防患于未然，它强调动态把握主要危害因素，科学评估分析其演进趋势及危害程度，并针对主要危害因素的形成机制，进行治标、治本或标本兼治的干预；相反，被动、滞后、割裂的应对，则容易延误时机，加剧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发展，防控和治理成本极其高昂。

　　“由于新发传染病缺乏相关背景资料，传统疾病监测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症状监测成为其常用的早期预警的重要手段。症状监测以早期出现的非特异性指标如症状体征、接触史等为敏感指标，对于及时发现新发传染病的异常情况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上海在2013年2月通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发现了全球首例H7N9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疫情，立即采取相应的预警和防控措施，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但是这个症状监测更需要医务人员的敏感性，发现更重要。”一位传染病临床专家表示。

　　目前，在中国新发传染病的发现和预警、及早采取公共卫生行动，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不只中国，主要集中在医疗端的疾病监测，是发现新发传染病和传染病暴发疫情预警的重要场所。

　　目前我国建立的传染病监测系统绝大多数是针对诊断后的病例信息进行监测，而提高传染病预警及时性尚缺乏系统的预警效果评价标准与评价指标，对于预警系统的可接受性和预警的成本效益评价也同样是预警研究的难点之一。

　　其中，加大对传染病预警研究的科研投入，以及培育专业研究团队和技术能力，才能提高传染病预警水平。如果不是张继先自身业务能力过硬，以及对传染病的警惕性，或许警报被拉响还要延迟。

　　据国外研究资料表明，在大型炭疽恐怖事件的应对中，采取的措施每延迟1小时即等于2亿美元损失。而医疗端对于疾病症状监测比传统的公共卫生监测更能及时地监测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的异常现象。

　　虽然奥汉法则经常应用于安全生产，但它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疾控系统应对流行病疫情和其他卫生紧急事件时如何做足准备的思路线索。比如一个社会要做好应对任何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的准备，就必须从两方面来组成一个有机体，第一是在疫情发生前如何预防，第二是在疫情已经发生时如何积极有效干预来阻止情况持续恶化。因为在这个系统中的任何漏洞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