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制造是“缺心少魂”，“心”自然指的芯片，而这里的“魂”，指的则是软件。面对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诸多理念，中国软件如何发展才能让中国工业具有真正的“灵魂”呢？同时，国外一些知名大型制造企业开始向软件公司转型，面对制造企业的变化，中国软件企业又应当怎样改变才能从容应对并最终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全球软件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中航工业首席顾问宁振波表示，工业4.0、工业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并不是目标，制造业的目标是实现传统工业体系向现代工业体系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处在和国际制造业接轨最接近的时候，智能制造带来的不确定性，将给中国工业制造带来大量的机会，因为我们拥有世界最为复杂、庞大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工业技术软件化和软件定义智能制造，将是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

　　软件定义智能制造

　　2016年5月，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国家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确立了新时期工业软件的地位，即强化软件支撑和定义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将工业软件的发展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安筱鹏指出，随着产品智能化的水平越来越高，软件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能够定义企业的产品、企业的生产方式和企业的信息能力。如在企业的研发方式上，从传统的串行方式走向了并行的研发组织体系；在企业的生产方式上，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研发、设计、生产的组织方式，基于赛博的虚拟方式与实体侧的融合，成为制造业变革的方向。

　　据了解，在传统制造业，工业软件主要指安装在通用计算机或者工业控制计算机之中的设计、编程、工艺、监控、管理等软件，如CAD、CAE、CAM以及工业控制软件。随着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需要部署到生产管理系统中的嵌入式软件正变得越来越多，这些软件嵌入在控制器、通信系统、传感装置之中，采集生产过程的数据，支撑起智能化工厂的感知和分析能力，成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不管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其核心要素都是实现人、机器、设备和网络的互联，让软件嵌入到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

　　中钢集团CIO李红表示，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的内涵，主要是数字化转型，如今，埃森哲、IDC和SAP都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王健认为，所谓软件，就是通过相关的算法、模型，将制造业的数据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在未来的制造业中，“软件+数据”将越来越重要，是未来企业的核心。

　　联合制造公司总经理路东认为，软件定义一切是肯定的。“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只有3个角色：一是数据的供应商；二是数据的挖掘商；三是数据的用户，90%的人都将从事和数字有关的工作。”他说。

　　制造企业和软件企业都在变

　　近年来，包括美国GE在内的很多传统的制造业公司都宣称要向软件公司转型，如洛克西德·马丁的代码数量已经超过了微软公司。对于制造业的这一变革，作为飞豹数字化的设计师，搞了37年飞机设计的宁振波先生有着深刻的感受。“1991年，波音公司研发波音777时，用了800个相互不关联的软件；到了研发波音787时，波音公司用了8000种软件，现在又到了8600种软件”，他特别强调指出，“波音研制777时，采用的主要是商用软件；研制787时，只采购了1000多种商用软件，其他7000种都是波音公司自己结合产品的研制流程、专业技术开发的。现在很多制造业特性软件，都需要企业自己开发，这就是工业技术和工业知识的转化。”

　　有趣的是，在传统制造企业宣称要向软件公司转型而日趋“软化”时，软件公司却开始变得“硬朗”起来，东方国信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东方国信80%的人员是来自工业行业的专家，只有20%是原来的IT专家。东方国信副总裁敖志强认为：“如果没有工业方面的积累和工业思维，给软件赋能，软件的实用价值会很低，得不到客户的认可。例如，钢铁高炉作为传统行业，以前就是师傅带徒弟的过程，通过我们十多年的积累，以数字化为基础，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处理，一年能够节省成本近100亿元，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000万吨。”

　　宁振波强调，那些工具软件，如CAD、CAE，只是数字知识、物理知识和工业常用知识的积累，其结晶就是软件，它们是花钱可以买到的。而波音、洛克西德·马丁、庞巴迪，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独有的研制体系，他们的工业技术软件化体系，是不能卖给别人的。“全球都处在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工具软件，而是要构建工业技术的整个流程、开发体系和创新体系，目前全球在这方面都是比较薄弱的。”他说。

　　骨干企业与中小企业殊途同归

　　探讨智能制造，必然要提到德国的工业4.0。路东表示，德国的工业4.0比较注重自动化和机器人，中国的骨干企业和大型企业可以学习德国工业4.0的路径，即关注企业生产的联通化、自动化、模块化、虚拟现实、人机界面、实时调整。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中小零部件企业并不具备走工业4.0道路的能力，因为“中国中小企业的毛利率不足10%，而德国中小企业许多是行业冠军，毛利可以达到30%以上，有足够的能力投资自动化机器人”。

　　路东说，德国企业是从产品就开始做嵌入式的信息采集，工厂里实现智能物流，配备的是智能机床，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间数据在纵向和横向上的打通。中国的中小企业没有资金去搞智能制造、自动化和机器人，但企业最终也要实现数据在纵向和横向上的打通，因此“德国和中国是殊途同归”。

　　路东认为，公开原技术将是数字经济惟一的发展路径，数字经济会逐渐走向统一数字模型、统一源代码、统一API接口。中国智能制造要用“三统一”的技术去开发软件，用统一的软件去代替导致企业成为“信息孤岛”的各种软件，组成新的软件解决方案，配合互联网技术，将工厂的所有数据都存入统一的数据库，建成数字化的透明工厂，即“用我们的软件改造2.0的工厂。

　　路东表示，依靠中国的软件，而非大的投入，中国制造就可以实现企业生产的数字化。他个人认为，在2020年之前，中国软件就能够完成一部分企业的数字化。

　　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离不开软件。近些年来，我国软件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技术创新和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据统计，2016年，我国软件和服务业完成业务收入4.9万亿元，实现利润6021亿元；今年1~5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4%。

　　虽然目前我国软件企业数量已超过4.2万家，从业人数稳定增长，但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王健就呼吁，制造企业和软件供应商之间要建立更多的理解和信任，对外国软件公司的认识要理性不要盲目，不要过于迷恋依赖跨国公司。敖志强表示，作为大数据技术公司，东方国信目前每日的处理量是3万亿条，日查询数据量是70亿条，而东方国信自主研发的数据库运行速度要比国外知名厂商的数据库快30~100倍。因此，中国软件实现“弯道超车”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中国软件实现超越不可能一蹴而就，宁振波强调，整个软件行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盗版对创新精神的伤害，“尽管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三令五申，但很多法规和文件并没有落到实处，知识产权保护做不好，中国软件就搞不好。”其气愤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