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早些时候，在成都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举办了一场关于市场进入策略的分组讨论会，这次会议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与会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国际性多元化。

　　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指出，在食品公司家乐氏(Kellogg，K)担任首席执行官时，他的前任是一名澳大利亚人，他的继任者则是一名加拿大人。巴西人薄睿拓执掌着全球最大啤酒酿造企业百威英博(ABInBev)，它的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啤酒公司，但巴西只占该公司啤酒销量的四分之一。(顺便提一下，百威英博董事长基斯•斯多姆是荷兰人)。吉利(Geely)是中国汽车制造业全球化的一面旗帜，最近它并购了瑞典的沃尔沃(Volvo)——后者的营收接近吉利的五倍。吉利创始人兼董事长李书福也因此频频出现在新闻头条中。他计划把沃尔沃的制造业务引进中国，并首先在成都建立一家工厂，此举将使外国人在吉利的中国业务中担任关键角色。在此之前，我们在财富全球论坛上还听到了联想(Lenovo)首席执行官杨元庆的发言。这家公司的最高管理团队有14人，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

　　看到这些企业的最高管理层有着如此强烈的多元文化色彩自然令人振奋。不过，现实情况是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财富全球500强中，在总部所在国以外聘请首席执行官的仅有14%。在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公司中，非本国首席执行官的比例明显偏低——而在100家最大的非金融跨国公司中，这一比例达到31%。在这100家公司中，非本国董事的比例也大致处于同一水平。

　　最常见的情况是，大公司的最高层中仅有一名外籍人士，他可能会感到过于孤单。(想象一下，作为联想最高管理团队中唯一的一名外国人会面临怎样的困难。)在非本国高层中，来自公司总部所在地区的管理者也特别多，表明除了国家偏好之外，还存在着地区偏好。有些公司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但其中很多都是跨境并购的结果，比如百威英博。在出现成功案例的同时，也不乏失败案例。例如，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ALU)合二为一后，来自法国和美国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之间就出现了权力分配问题。

　　同样，最高层全球化的普及速度似乎也不是非常快。2012年，在财富全球500强中，非本国首席执行官的比例为14.4%，而在2008年这一比例就已经达到13.6%。按照这样的速度，几乎要到2200年该数字才能提升到50%。值得注意的是，就全球500强的非本国首席执行官比例而言，瑞士居于世界最高水平。美国公司的非本国首席执行官比例为14%，与全球平均值相当。在金砖国家的全球500强公司中，仅有一家公司的最高管理者是非本国人士。

　　外籍高管偏少的部分原因是近年来跨境任命高管的现象显著减少。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跨国公司中，高级管理层中外派人员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56%降至本世纪前十年末期的12%。少量大型样板公司的数据显示，在大型跨国公司中，外派人员的比例一般不到总雇员人数的1%——通常只有0.1%左右。还有证据显示，在欧美跨国公司中，相对于留在本国的管理者，外派人员在升职方面通常要花更长的时间。不仅是研究者，管理者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因此，在经济学家情报社(EIU)近期召开的人才管理峰会上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尽管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在主要新兴市场或发达市场任职在原则上应有助于职业发展，但仅有27%的人认为自己所在公司的人才发展战略体现出了这一点。大约同样比例的受访者称，他们公司的政策并没有向外派人员倾斜。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总是设法在所有关键职位上招聘本土人士。

　　为什么说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首先，考虑一下，如果公司总是挑选本土管理者进入最高层，那将向它的人才群体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在外国市场工作的中层经理和潜力很大的年轻人才都雄心勃勃，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面临人为限制时，就很可能另寻高就。因此，咨询公司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的调查显示，2010年选择跨国公司、而非国内企业的中国高等技能人才的比重只有2007年的一半左右。如今，许多公司都表示缺乏称职的经理人是制约其全球战略实施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鉴于这种情况，以上数据简直让人感到害怕。

　　此外，最高管理层自身也受到了直接影响。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称：“尽管专业经验和文化社会化都会对高管战略思维模式的形成产生影响，但国家价值观是预测高管决策的更好指标。”假如高级管理者是完美的世界主义者，而且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发挥同样的效力，那么最高层多元化不足并不会有很大影响——但他们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就团队解决问题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多元化团队更有可能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对此公司可以做些什么呢?显然，在最高管理团队或董事会中引进非本国人士要比刻意去挑选非本国首席执行官更便于操作——要点在于，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其他思路还包括：

　　• 在各国之间轮换国家经理(而不仅仅是从公司总部派出经理);

　　• 让来自其他国家的经理在总部待上一段时间【实际上，德国邮政DHL(Deutsche Post DHL)首席执行官安澎一直在跟踪有来自多少个国家的员工在波恩总部工作】;

　　• 在本国之外建立部门总部或业务总部。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医疗事业部正在将其X射线业务总部从威斯康辛州沃基肖迁到北京;

　　• 当来自其他国家的经理得到升迁时，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祝贺;

　　• 利用公司大学让管理者有机会见面，尤其要为非本国人士保留位置【戴姆勒奔驰(Daimler Benz)最近规定，参与该公司年轻经理发展项目的人员中，必须有一半来自德国之外】;

　　• 重视跨国工作团队和跨境项目【举个例子，这就是建材公司西麦斯(Cemex，CX)的一个工作重点】;

　　• 进行收购时，确保目标公司国际人才库的质量是主要的评估标准之一;

　　• 确保本公司的非本国人士不会系统性地进入慢车道，原因是似乎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这个公司话题，本次会议还探讨了个体转型问题，在这方面个人要承担主要责任。古铁雷斯在成都强调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文化好奇心更令人愉悦的了”。他还可以补充说，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具有教育意义的了。

　　潘卡吉•盖马沃特是IESE商学院全球战略Rubiralta教席教授，也是《世界3.0》一书的作者;赫尔曼•万加彭在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战略咨询公司Akordeon担任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