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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涛:理解数字化时代的经济金融变革
      时间:2020-12-17 13:31 作 者:

  当前,数字化变革大势已经扑面而来,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都带来深刻影响。在此,我们需要厘清背后的发展线索,形成共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面临内在挑战,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经济、数字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从宏观经济角度的理解。近些年来,全球面临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滑的问题,而贸易增速下滑背后可能与WTO格局遭受冲击有关;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下滑,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如要素的角度、需求端拉动力缺乏的角度、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恶化的角度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些亮点,比如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预期只有中国有可能呈正增长,中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管理疫情挑战的一系列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在的挑战,压力也非常大。以前中国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但是规模扩张、不断提升的趋势逆转了。原因很多,其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口问题,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商业模式研究最终也是人的问题。实际上,人的问题影响非常之深远。具体看,第一,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虽然放开计划生育约束,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大家谈的已经很多了。第二,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金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举一个例子,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会带来金融结构的一些深远影响,如未来更加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可能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不断地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在经济层面影响更多。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大约在18%左右,在这样一个平均数基础上,一线超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差异,北京大约比这个低一点,是17%左右,深圳相对来说是最年轻的城市,刚刚跨越10%,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上海是超大型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在35%左右,这一现状背后带来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二、数字化不一定成功,但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之多,怎么办?短期内是活下来的问题,中长期是活得更好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确实是信息经济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动力是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加金融。2008年危机打破原有的格局之后,全球经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龙头拉动力,但可以总结的是,在当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情况下,大家多多少少都要追求利用数字化变革来改变一下原有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数字化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而中国在拥抱数字化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国经济体,经济腾挪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交易活动前所未有的复杂,但是大量低效率的“折腾”意味着经济活动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此,我认为需要利用数字化来解决原有的这些矛盾。

  如果用几个主题词进一步描述数字化,我认为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透明化。正如当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信息不对称,很多领域才能赚大钱,信息畅通很多领域就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赚钱,不透明对于体制、机制、政策带来了大量摩擦成本,阳光化其实是一切低效率的天敌,数字化第一个带来的就是透明。第二是公平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如前段时间所热议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群有6亿左右。数字化变革如果只着眼于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未来少不了“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第三是标准化。利用数字化机制确定的是底线原则与天花板原则,做什么事情是有计划、有规律的,遵循一定标准的,所以标准化是重中之重。

  三、从需求侧、供给侧看,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例如大工业时代,需要大规模的IPO支持,当整个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靠数字化进行解构,原有的生产分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类主体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必然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便捷化、体验化,这是来自需求端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技术本身就给金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金融机构的形态、金融产品的设计。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金融拥抱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必然的,金融的核心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好地展望中国金融的明天。

  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冲击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研究金融有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宏观视角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概念边界已经受到深刻的影响。货币是什么?你问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就像数学家很难回答1+1是否等于2一样。在微观层面,风险定价在前沿领域都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利用新技术可以更有效的判断微观个体的行为。

  例如,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前沿学派叫“神经金融学”,研究每一个做出金融行为选择的个体,其脑电波、生物特征发生了变化,只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得出信息流,就可以做金融创新。这就体现出新技术对金融理论前沿的影响,最终很可能传导到金融市场实践中。

  当然,另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变革仍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前些年谈到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人说让传统金融走下神坛,人人都要做金融,但现实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这是需要反思的。

  四、当金融拥抱新技术,发生了什么?

  现代金融也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科技不断进步,金融活动越来越复杂,到了新世纪,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活动更加复杂,两个复杂的东西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以支付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零售支付体系时,政策层做了一个选择,不再发个人支票,直接跨到卡时代。为什么能做这种政策选择,就是金融电子化、信息化、电算化到上世纪末已经可以支撑做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我始终强调看任何问题都不能片面化。很多人都说中国新金融在全球受瞩目,最受瞩目的是移动支付。但这离不开两大节点,一个是在2011年的快捷支付,一个是在2014年的条码支付,这两个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2011年如没有快捷支付,后面的“支付+创新”就难以开展。比较来看,直到2018年欧元区国家推出一个法令PSD2,才推动银行把自己的数据进一步开放,允许银行放开网关与快捷,跟第三方机构合作。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当你看到令人眼花缭乱、高大上的模式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些节点造成的,这个节点背后不是理论能解释的,而是多元因素在那个节点造成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样可以看到,2014年条码支付,从叫停到快速发展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当前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都在纷纷拥抱金融科技,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有两点:第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竞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到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会发现,金融业态已经不再集中在高楼大厦里,金融要素已经分散化、数字化、分布式,竞争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国与国是这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这样。第二是数字化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整个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加快,两个企业之间是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是这样,竞争速度与激烈程度快速提升。

  现在为什么地方纷纷争取进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金融机构纷纷拥抱数字化?另一个意思是,你不做可以,我不做可以,你做了我必须要做,否则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数字化时代,信息互动有时候很可怕,大家都有极度的焦虑感。

  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的价值,还要看能否:1、提高金融效能:竞争力、运行效率;2、弥补功能短板:服务长尾、普惠;3、保障金融安全;4、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价值外溢效应。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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