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法院都希望开发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的软件，可以自动地协助法官进行证据或者是法律的分析，但实际都不是非常理想，因为法官参与得太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在“2017 ”法律+科技‘领军者国际峰会“上如是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对法律服务的影响也逐渐加大。去年9月至今，由英国程序员开发的机器人律师已经处理了25万起停车罚单上诉案件，并赢了16万起。

　　过去人能做的，现在机器也能做

　　机器人律师的发明者，在自己被处以停车罚单后，处理上诉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上诉是有规律可循的，并且可以被公式化，于是利用机器完成诉讼就有章可循了。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中国管理合伙人陶景洲，还记得初做小律师的情形，“复印文件，搬各种各样的卷宗，大的建筑工程纠纷有几十个卷，拉着箱子……”而现在，一个平板电脑就可以带走所有文件，当然，律师还是需要在它上一遍遍地查看文件，繁琐而又枯燥。

　　律师、法务工作经常是千篇一律的合同和海量的交流和检索工作，这样的工作，其实可以交由机器来完成。摩根大通设计了一款金融合同解析软件，原先律师和贷款人员每年消耗36万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机器只需几秒。“这些能力在过去只有人可以完成，但是现在机器可以完成。” 理查德·萨斯金在峰会上表示。

　　人工智能不只是用来信息检索

　　让律师和法官从大量基础性文件工作中解放出来，该人工智能技术一直在推进。何帆表示，目前理想的一种模式是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简称“206工程”。

　　“206系统”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所有数据办案系统打通，以人工智能在过去海量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则的吸收基础之上，对办案人员进行提醒，重构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自从今年5月3日在25个试点单位上线以来，这一系统对上海几万份刑事案件的卷宗、文书数据进行学习后，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证据信息抓取、校验和逻辑分析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律师是否会因为人工智能而“丢掉工作”，也并非杞人忧天。赛尼尔法务智库总裁叶小忠就表示，如果到了那一天，可能丢掉工作的不只是从事辅助性、事务性工作的律师助理，很多专家型律师也很危险。

　　“比如身份的识别我们可以在开庭前解决。”何帆说，人工智能如果真取代律师、法官，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现阶段，律师、法官和人工智能将展开合作，诉讼的程序，法官的决策、说理模式，都可能因人工智能而发生改变。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使得法律应用成本降低，相关法律服务更加便民，也有助于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