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活埋南京市民(资料图)

　　“京字第一号”证据(资料图)

　　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更是承载荣耀之地。

　　1937年12月，在日本侵略军屠城后的血腥恐怖的日子里，在离中华民国总统府不足千米的毗卢寺内，曾发生过两个普通年轻人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感人壮举。当枪弹、刺刀、鲜血和惨叫声组成《屠城血证》的画面在银幕上放映的时候，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又一次回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的往事!

　　一

　　生前居住在南京市四条巷的吴旋(原名吴连凯，1998年在南京去世)，曾经为了保存一本内存16张照片的灰黄色硬皮相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

　　那年吴旋才18岁，为了谋生，他参加了“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嘴里喊着“中日亲善”，却常常对学员们恶语中伤、拳打脚踢。吴旋和100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就睡在市中心毗卢寺内的佛堂里。

　　那天早晨，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就小跑着穿过绿竹掩映的小径，直奔后院的厕所。走进禅院低矮的茅房，他发现在砖墙脚下的茅草丛中，有一个灰蒙蒙的东西。

　　这是一本用硬纸装订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第一页，吴旋不由得毛骨悚然、头皮发涨：原来相册的右上角写着一个很大的空心字“耻”，“耻”字下面是一柄带血的刺刀，刀尖对着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往后翻，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吴旋的心震颤了，他的手在发抖，连上厕所也忘记了。16张二寸半大的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女的惨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着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然地等待着污辱和屠杀。

　　他不敢再看了，他怕。照片上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吴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于是忙把相册塞进怀里，又用手在夹衣外面摸了摸，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时隔半个多世纪，他才得知，原来，1938年1月的某天，经历了6周疯狂血洗后的南京城，刚刚恢复社会秩序。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2005年2月5日，因病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本子，挑选出16张血腥屠城的真实照片贴上去，并在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他当然知道私藏这些日军暴证的照片是要被杀头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用这些证据控告侵略者的疯狂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中国同胞讨回公道，报仇雪恨，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相册保存了两年。

　　1940年5月，17岁的罗瑾为了糊口，考进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与吴旋成了同学。

　　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的床下。1941年初的一天，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于是在全寺进行了大清查。罗瑾为逃避搜查，紧急之下在茅房的砖墙上掏空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糊上泥巴。岂料几天后发现相册竟不翼而飞。为了防止意外，罗瑾从此逃离南京，隐居在福建省大田县。

　　……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风声小了一些。1941年秋天，集训队的学员即将毕业分配。

　　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就起来了，他装作整理衣物，将这个相册塞在小皮箱的底层，上面是书和新买的衣服。吃过早饭，他来不及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便提着那只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寺，骑上自行车到了通济门。这时，他的一颗绷紧的心才放松，他觉得自由了。

　　从此，这本血迹斑斑的发黄的相册一直藏在他的小皮箱里。有时夜深人静，他也会关好门窗，打开箱锁，从衣服底下拿出来翻看。这些照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这个青年人的心。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最终胜利，全国各地立刻掀起狂欢的热潮。国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电文后，蒋介石即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投降。

　　8月21日，中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芷江，忽然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里，日本侵略军的降使低下了他那傲慢的头。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一行8人，从汉口登上一架漆皮脱落的专机，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前往湖南省芷江，这就是永载史册的“芷江受降”。

　　27日上午9时20分，在中国军队副参谋长冷欣(1987年2月6日，因心肌梗塞、肺衰力竭，于下午3时45分病逝于台北，享年87岁)中将率领下，国民党新六军157名官兵带着无线电台1部、指挥车两辆，搭乘7架美军军机从湖南芷江起飞，赴宁设立“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

　　下午2时40分，飞机陆续抵达南京上空，为了让官兵们好好看看自己昔日的国都，飞机并没有马上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而是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了三圈。据冷欣后来说：“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因此又想到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更加令官兵们感动的是，机场附近的居民见到阔别8年的中国飞机和中国军人，全都欣喜若狂，一齐拥向机场的外壕边，疯狂地挥舞着草帽头巾，向他们致意。一些农民甚至涉着齐胸的泥水越过壕沟，将自己准备的饭菜、水和新摘的玉米捧给每一位官兵，官兵们也不顾农民们浑身的脏水和泥巴，和他们紧紧拥抱。一些士兵流着泪说：“老乡，我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被日本鬼子欺负了8年……”“老乡，我们来晚了……”

　　中国军队让日军降下了日本国旗和伪满军旗，南京全城升起了中国军队的旗帜。

　　冷欣等人下飞机后，驱车前往华侨招待所，当晚即在此设立前进指挥所。据冷欣回忆：冈村宁次曾表示“上将例不拜中将”，拒不主动会晤冷欣。经冷欣指示副官多次据理交涉，一直到深夜，冈村宁次才终于同意来拜。只此一点，足见日军的骄狂。

　　回到南京后，冷欣还去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前进指挥所从8月27日成立，到9月9日上午9时许，中国战区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结束，前后存在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却在与冈村宁次会谈、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以及筹备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

　　战争已经结束，对于战争罪犯，对于他们犯下的包括屠杀、虐待俘虏在内的种种罪行，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时候了。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处理日本战犯的最高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由此拉开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序幕。从12月16日起，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10个城市，先后都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

　　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有“福建才子”美誉的石美瑜(1992年在美国去世，享年84岁)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李波、徐乃堃、高硕仁、施泳等为检察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李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人为法官，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4个月后，法庭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少将庭长。

　　10月3日晚上，一辆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入紫金山下的“国防部战犯拘留所”，从上海被押解到此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前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神情沮丧、满面愁容的谷寿夫在走进拘留所的时候，居然向时任所长的文瑞华露出谄媚的笑容。这一瞬间的丑态，反映出这个曾经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对于中国人民的审判，其实是充满恐惧的。

　　谷寿夫是日本福冈县人，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他曾作为军事研究生赴英国留学3年，出任过日本驻印度武官，长期在日本军界任职。由于他做事手段凶狠，效忠天皇，所以其军阶得以步步晋升，1930年任少将，出任日本东京湾要塞司令官，后又出任第六师团师团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谷寿夫率第六师团从日本熊本出发入侵中国华北。同年12月13日，他又率师团从南京中华门攻入市区，开始了震惊世界的疯狂大屠杀。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1948年11月12日，东京军事法庭判处其绞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对谷寿夫所谓的功绩大加赞赏。日军侵占南京的6个星期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大肆屠杀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达30万人以上，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强暴，全市三分之一的建筑遭毁坏，公私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谷寿夫被调回国内，不久被任命为日本中部防卫区司令官，1939年9月转入预备役。1945年8月12日，谷寿夫再次被其主子重用，任命为日本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但未及赴任，便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为乙级战犯。根据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则直接由受害国家的法庭审判。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将谷寿夫引渡到中国，交给中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8月1日，战犯乘坐的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降落于上海西北角的大场机场。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庭长李良即派令主任书记官李业初率宪兵若干人，用一辆十轮军用道奇大卡车到飞机场等候。

　　下午6时，一架美国飞机在大场机场徐徐降落，谷寿夫和前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被押解来华。谷寿夫中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绿色军服，脚穿黑皮鞋，手提一只小皮箱，神情沮丧地在美军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同机押解的士兵用钥匙打开铐在他手上的手铐，然后由上海军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铐将其铐好，乘上道奇大卡车，在宪兵押解下，来到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由法庭验明身份，办毕相关手续后，再押至提篮桥监狱(现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监狱内一幢原来专押外国籍犯人的监楼(与关押中国犯人的华人区域分门进出)被盟军借用，从1945年12月起成为专门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对外称“上海战犯拘留所”。当时，从日本引渡到中国的日本战犯大多关押于此，然后根据审判的需要，再从提篮桥监狱移押他处。

　　两天以后，即8月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讯问。老奸巨猾的谷寿夫在回答问题时避重就轻。当法庭问起他的经历和几次侵华路线时，谷寿夫侃侃而谈，说得很清楚。但当法庭问到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他则时而装糊涂，时而又说没有听说过，还推脱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如此等等。

　　战犯处理委员会第38次常委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接到命令后，特派该庭副官刘珊率特务营班长和6名士兵，将谷寿夫从上海押至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