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周恩来、林彪、毛泽东与江青(资料图)

　　本文摘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作者：纪东(曾任周恩来秘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听到这个消息，离开大会堂比谁都快，急忙往家赶。总理立即叫我把他叫回来。我在大会堂北门下台阶的地方追上了黄永胜。总理和他又谈了二十多分钟他才出来。后来得知，他回家后就烧罪证材料，把一个铜盆都烧裂了。

　　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出境后，总参、空军等有关部门报来的信息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两边的地域内，蒙军的雷达联络频繁，情况异常。总理让我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带相关资料和地图到大会堂东大厅汇报。总理对我方和蒙方的兵力部署、雷达分布看得非常仔细。经分析，初步认定：这里蒙军雷达活动异常，与林彪座机出境有关。当时总理好像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飞机的消息，但蒙军这个地域的雷达联络频繁，说明这一地域有重大情况发生。他提出，加强这个地域的资料搜集工作，认真进行分析，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我参加这个汇报会时心里有些紧张。与会人员都不认识，而且只有总理一人听取汇报，我一个人在里面招呼。我没有忘记张树迎的提醒，打破常规，坐在了总理身后离他最近的位子上。他看地图时，我也站在他的身边。一是怕他太累，身体支撑不住，一旦有事，我可以快速反应;二是怕有心怀叵测的人有什么动作。后来，随着林彪叛逃专案审查的逐步深入，从有关材料中看到，那天参加汇报的人员里，还真有空军的一个与“小舰队”有关系的人。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都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总理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神经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说实在话，当时只知道大会堂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不看手表的话，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报告就是了。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西大厅西侧北端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和衣而卧，躺在小厅门外的地毯上，但谁也没睡觉，谁也不说话，或瞪着眼睛，或闭目养神，估计几个人心里想的都差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月14日下午二时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我说：“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姬鹏飞同志是外交部代部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电话说：“姬部长说，马上叫醒总理。”我即回答：“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我对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说：“外交部有紧急报告，要叫总理起床。”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我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我进来，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这时，我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总理手上。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我看到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马上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在我看报告的时候，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时，总理对我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

　　总理想得多周到啊，这个时候，在大会堂只有总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场，他担心我兴奋起来，或是熟人问起来，在没向毛主席报告之前，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散布出去，于是，让我在这里等他。我看了看，这个走廊很长、很高，一个人也没有，真有点人。

　　约二十来分钟后，总理回来了。我看他步履轻松多了，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宣布在大会堂的政治局委员可以回家了。

　　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听到这个消息，离开大会堂比谁都快，急忙往家赶。总理立即叫我把他叫回来。我在大会堂北门下台阶的地方追上了黄永胜。总理和他又谈了二十多分钟他才出来。后来得知，他回家后就烧罪证材料，把一个铜盆都烧裂了。

　　对于黄永胜，我在“九一三”事件后曾听总理说过：“从北戴河事情发生，我就让他始终跟着我在大会堂，我给各大军区的领导通电话，也让他听着。黄永胜当时没敢轻举妄动，也没有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直到9月24日，中央决定，把他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离职审查。”

　　14日晚7时左右，总理回到西花厅。

　　在还没有接到我驻蒙使馆的紧急报告之前，总理除不断了解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外，还带上卫士和我坐车到广场四周转了一圈。看到庆祝“十一”的游行队伍正在照常训练，他心里坦然了一些。他也许在想，只要国内安定，外患岂能乱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