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建兴六年至十二年(228—234年)，蜀丞相诸葛亮前后五次出师攻魏，进攻雍州西部渭水以南地区。

　　诸葛亮按照“西出祁山，进据陇右，相机攻占关中，再进取中原”的战略方针，先平定南中，以巩固后方，积蓄力量。于建兴五年(227年)，亲率大军进驻汉中，密谋策反魏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归蜀，以威胁南阳，牵制魏军。六年正月，诸葛亮首次出师攻魏。孟达通蜀事泄，被司马懿率军击歼。魏明帝曹叡进驻长安，派左将军张郃率兵5万拒战。由于蜀将马稷失守街亭，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八月，司马懿率魏军主力攻吴，大败于石亭。十一月，诸葛亮乘机再次攻魏，出散关进围陈仓，魏将郝昭据城坚守，强攻20余日不下，粮尽退还汉中。七年，诸葛亮第三次攻魏，派陈式出阳平关攻占武都、阴平二郡，自率主力进至建威，逼退魏援军后，撤回汉中。九年二月，诸葛亮第四次攻魏，再出祁山，北趋上邦，以木牛流马运送粮草。司马懿率军拒守，坚不出战，双方相持四月，蜀军师劳疲惫。适逢雨季，因军粮运输困难，中都护李严假传诏令，命蜀军撤回。途中，诸葛亮设伏杀魏将张郃。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攻魏，率军10万出斜谷，屯兵五丈原，同时遣使者约吴出兵协同攻魏。司马懿率军在斜谷外渭水南岸据险设防。五月，吴军应约三路出兵攻魏。魏明帝曹叡采取“西守东攻”战略，亲率大军反击吴军。吴军奉命主动后撤。蜀魏两军相持百余日，蜀军无隙寻机决战，诸葛亮积劳成疾，病卒军中，蜀军只得退往汉中。

　　此战，诸葛亮不顾战略上的失策，以一州之地强攻中原之魏，纵使竭忠尽智，终因实力悬殊而难以实现其战略目的。

　　六出祁山未有寸功之我见

　　政治：在三国相对稳定的时期，各国政治都比较清明，魏国国主曹丕至曹睿至曹芳，虽无有曹操的雄才伟略，但作为守成之君尚无明显过错。反观蜀国却存在政治混乱的问题。由于蜀地偏远，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在朝辅政的官员有限。且刘备刚刚建立蜀国政权就在白帝城病死，随刘备东征西讨的第一代辅臣仅剩下诸葛亮和马谡等几人，而第二代谋臣如蒋婉、董允、费褘等人则由于诸葛亮的事必躬亲而缺乏锻炼机会，政治才能没有得到磨练。只有蒋婉在诸葛亮北伐过程中才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由于第一代谋臣和第二代谋臣共事时间过短，缺乏彼此之间的信任。其中董允、谯周、李严等是反对诸葛亮北伐的。这在政治上对诸葛亮北伐是不利的。而刘禅生于安逸又没有兄弟和他争夺皇位，所以刘禅本身没有什么才能，更缺乏做君主的威信，对臣下的约束力和对军队的威慑力都有限，从而造成蜀军的士气低落，缺乏为君主效命的决心。由于上述原因，只有诸葛亮在朝中的时候才能保证蜀国的政治清明，一旦诸葛亮出师北伐，朝廷必然陷入国中无人的窘境。而宦党势力则在此期间得到膨胀，由于宦党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败的因素，宦党辅政必然造成国政混乱，最终影响诸葛亮北伐的成果。反观魏国，由于谋臣和君主的权利协调，政治清明，老百姓对汉室政权逐渐失望，曹氏政权逐渐成为正统，这也是诸葛亮急于北伐的原因之一。

　　经济：由于三国时期军阀长期的割据混战，各国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不具备统一的经济条件，而曹氏政权所在的北方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经济相对发达，生产技术也相对先进。又由于北方是最早安定的地区，经济恢复时间较长，比其他两国更具有统一全国的经济条件。从曹操开始，曹魏一直在北方实行屯田制，大量流亡的农民都习惯于在北方耕种，而蜀国虽然比较适合种植农作物，但由于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实力无法和魏国抗衡。而此时只是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的第一次转移，南方的经济还远远不如北方。再从国土面积上来讲，魏国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蜀国和魏国的战争等于是一隅抵全国的战争，魏国可以从全国征调物资来赢得战争。

　　外交：在外交中，荆州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吴蜀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也是统治利益上最直接的矛盾，而根本矛盾在于两国都在防止被对方吞并，由此可见荆州的矛盾只能减化而不能调和。荆州对蜀国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首先，这里是蜀国的重要赋税基地，这里最靠近北方，相对于四川和江南地区，这里经济基础较好。其次这里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这里即是江南的门户又是北伐的出口。从荆州出兵可以直接到达东都洛阳，威胁整个魏国的统治。从关羽水淹七军迫使曹操差点迁都就可以看出。而诸葛亮前半生的谋略都是围绕荆州展开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对刘备讲：“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战略要地非其主不能守……待天下有变，将军可命一上将以荆州之兵以出宛洛，将军则领益州之兵以出秦川，百姓岂不箪斯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江山可定，汉室可兴矣。”由于关羽的大意使蜀国丢失了这个重要基地，使蜀国东西两线夹击魏国的战略计划落空，后期诸葛亮联吴伐魏也是为了弥补荆州丢失造成的战略被动。可惜荆州的丢失使刘备丧失冷静，举倾国之兵伐吴，73万大军死于非命，使蜀军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惨败。后期吴蜀虽暂时联盟，却由于出于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吴国对蜀国的北伐并未给予真正的支持，从而使魏国避免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势。吴国却在此时保存实力，导致吴蜀联盟名存实亡。

　　人才：在乱世中，要想完成统一，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而蜀国在培养和招募人才方面没有一套合理的制度，一度使蜀国出现了国内无人军中无将的尴尬局面。连廖化这种土匪出身的人也可以成为先锋。而蜀国过国主刘禅懦弱无能也是缺乏一套合理的人才培养制度，蜀国沿用东汉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也是下下之策。

　　军事：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战。在政治和外交上，蜀国没有占到任何优势，为赢得统一全国这一战略目的，最终只有靠战争手段达到战略目的。而在经济上，蜀国国力较之魏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从上述原因分析，军事作战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当然，战争难度的增大从客观上更能突出军事家的才能。也由于上述原因，六出祁山的战争才能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如果你仅从上述原因中分析诸葛亮六出祁山未有寸功的话，你将错过最精彩的过程。当然，战争不是小说，战争的艺术性和惨烈性也不能达到小说所演绎的高度。首先我们从战争的正义性角度来分析。从小说中来讲，诸葛亮是为了恢复汉室江山而北伐，是正义的，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两个王朝之间的兼并战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当时统一全国的时机并不成熟，战争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发展，更多是带来了灾难，百姓遭受连年战争之苦，中原的农业文化相对倒退，从这个角度来讲战争也是非正义的。从战争的进程上来看，蜀军在大多数时候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处于战略进攻状态，诸葛亮在用兵、布阵、设计等决定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方面占有优势，所以魏国军队基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虽然魏国几次改变主帅人选，依然没有改变在战争中的不利地位。当然，魏国统帅司马懿和诸葛亮的对抗中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从战争全局来讲，蜀军远来，军粮运输不利是蜀军的天生缺陷，补给线过长，给蜀军也造成很大麻烦，虽然诸葛亮在战争中极力克服这些缺点，但他无法超越实际，终究历史把他推向了失败。而魏军统帅司马懿充分利用上述缺点，处处设防，层层设防，采用拖延战术，延缓蜀军的进军速度，利用时间将战争被动转化为主动。所以在战争中，诸葛亮总是使用各种计策诱使司马懿出战，达到他速战的目的，而司马懿一直坚守不出，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战争特点，也是不同于其他战争的具体特点之一。从人才角度来讲，蜀军就处于明显劣势，刘备的五虎上将，只有赵云参加了早期的北伐战争，但由于年事较高，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而蜀军第二代将领作战能力较差，唯一的名将魏延却有反心使诸葛亮不能放心使用，而姜维作为第二代将领的佼佼者却因诸葛亮缺乏智谋之士只能留在诸葛亮身边，不能参与一线战争。在古代以人为主的战争中，缺乏名将在战争中是十分被动的。而且会造成士气低落。反观司马懿领导的魏军则名将如云，张郃、王双、郭淮、郝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项目上，魏军占据明显优势。从武器装备上来讲，蜀军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诸葛弩，使蜀军实力有很大增强，诸葛弩对对方骑兵威胁较大，从而弥补了蜀军缺乏名将这一劣势。司马懿坚守不出也是害怕蜀军这一厉害武器。从兵源数量上来讲，魏军还是占有优势的，但由于长期处于战略被动，处处设防造成兵力分散，优势无法发挥。从战术上来讲，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由于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用兵更加谨慎。在战争中，谨慎固然重要，但冒险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风险大小往往同战果的大小成正比。首先，诸葛亮放弃了从斜谷进兵直袭长安的战略，采用平推式的战法，虽然更加保险，但延缓了进军速度，不能给魏军以致命打击。虽然诸葛亮在战争中不断取得局部胜利，却无法积小胜而成大胜，很难取得战争的全盘胜利。而在三国后期，邓艾冒险偷渡阴平，一战夺得蜀国江山，这就是冒险精神的作用。而从诸葛亮六出祁山扮演的角色来讲，对他北伐也是十分不利的，诸葛亮最善于谋略而不是前线领兵打仗，和西汉宰相萧何类似，而刘备的早逝把诸葛亮推到了战争的第一线，使诸葛亮扮演了一个并不擅长的角色，这也是北伐悲剧的原因之一。再从诸葛亮的性格来讲，诸葛亮为抱刘备知遇之恩，凡事竭尽全力，事必躬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战争失败的偶然性，但同时影响了诸葛亮在战争中对全局的把握，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是这个道理。使用马谡镇守街亭正是上述原因造成的。而长期的劳累和思考给诸葛亮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隐患，最终一代贤相在五丈原的瑟瑟秋风中病逝，这是最遗憾的结局，也是最无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