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可回收火箭技术、基因工程……当今世界正迎来史无前例的创新大爆炸。这些创新大多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引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如“技术进步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加剧经济和社会动荡”与“劳动自动化将刺激全球生产力提高，使人类从条件恶劣、枯燥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等。然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与商业战略专家比约恩·魏格尔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和案例研究提出，过去三四十年间，西方国家的创新速度逐渐下降。

　　技术变革不等于创新

　　埃里克森和魏格尔认为，当今西方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突破性创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曾经催生奇思妙想、拥抱创造力的制度正在老旧的、官僚主义企业的重压下颤抖，追求创新的本能已所剩无几，制度本身正在变得乏味而守旧。

　　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可能造就一个物质和精神都非常不平等的“技术封建社会”（收益被精英阶层或智能机器的所有者垄断）。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技术悲观主义者都忽略了技术变革的渐进特点及其经济上的缓慢“兑现”过程，误以为科技发展就会带来创新。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变革不等于也并不总能促成创新，创新取决于经济制度驱动适应性行为和经济更新，以及为个人自由、尊严、福祉提供新机会的能力。

　　就经济增长而言，古代西方与现代西方之间的差距，根源不在于新技术的多少以及人类发明能力的强弱。新技术的发明和引入由来已久，但这些技术没有形成经济扩散并增进人类福祉，真正的分水岭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带来的“大规模创业现代化”。

　　现代前的西方经济充满了投机资本和资产泡沫，现代资本主义创业活动的一大特征则是投资于人类长期需要的重大创新以获得预期的经济收益。因此，若想清晰了解创新前景，首先要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变化。创新的真正源泉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可竞争性和适应力——劳动者、投资人、企业、政府如何被推动着改善自己的表现，过去三十多年里西方国家的制度没有为此施加足够压力。

　　多重因素削弱企业创新意愿

　　今日，西方似乎丧失了最初的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和技术更新的热忱大大减退，突出表现是企业更新换代的步伐放缓。

　　德国DAX股票指数覆盖的30家主要上市公司中只有2家是1970年后成立的。

　　法国CAC股票指数覆盖的4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家是1970年后成立的。

　　瑞典最具价值的50家公司中有30家成立于一战前，余下的20家也都成立于1970年以前。

　　欧洲最有价值的100家公司中没有一家在1974年之后成立。

　　美国的情况稍有不同，但也与欧洲相似。20世纪70年代以来，“灰色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主义、繁复的规章条例日益损伤着西方国家的创新机会和能力。

　　过去40年间，企业可用资本剧增，促进了实体经济金融化和融资结构从股权到债务的转变，股市从企业融资的场所变为储户和资金经理的“金牛”（指能创造稳定、可预期利润的经营活动或产品）。企业曾将盈利的大部分用于再投资，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再投资比例逐渐降低，投资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从企业领导层转移到金融市场。

　　美国社会学家威尔伯特·E.莫尔（Wilbert E. Moore）曾表示，当企业资本的控制权流入金融市场时，债权人会干预企业战略制定和管理，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做的资质；相反，将大部分盈利保留在自己手中的企业不会丧失主导地位，因为资本由管理层处置，不受制于任何承诺或担保。

　　可惜，美国企业并未听取劝告，其保留盈余从20世纪60年代占企业净收入的50%—60%降至21世纪的个位数。随着资本金融化产生的是将核心资本所有者挤出的“灰色资本主义”（或称“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它稀释、分散了企业所有权，金融机构对企业决策的影响逐渐增强，进而阻碍了技术的创新。现在，许多欧美大企业被“匿名”且无能力承担所有者责任的“灰色所有者”（如投资机构）掌控，然而后者需要的不是创业家，而是走稳定的、可预期路线的企业管理者。由此，企业管理主义生根发芽，影响力与日俱增，西方国家成为美国作家斯隆·威尔逊笔下“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的栖居地。

　　企业管理主义，强调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及其使用方法，同时认为在社会中组织严密的机构比个人发挥的作用更重要。二战后美国人日渐远离“彻底的个人主义”，转而相信组织和团体会作出更优决策，服务于组织比发展个人创造力更加可取。企业界越来越推崇“最小化不确定性，最小化不确定性后果，或这两者都最小化”的管理理念；对这一理念的支持者将其视为创新的前提条件，技术越复杂，就越需要官僚制度。追逐可预期性的管理者致力于规避不确定性，将企业变为失去创业和创新习惯的官僚主义实体，这无疑对创新活动十分不利。随着市场集中度提高、企业加速专业化，市场准入壁垒增加，已占有一席之地的企业更难以因为创新的出现而被淘汰。

　　管理主义文化将企业管理者和规章条例制定者“团结”起来，两者都以制定、实施规章制度的方式应对日趋复杂的世界。许多以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目标的非经济管制阻碍了创新技术的出现，兼之过去15年里经济管制再度收紧，创新和经济更新处于一个以许可为基础的管制文化中。

　　上述几点因素共同加深了西方社会的官僚主义倾向。企业既要捍卫自己的市场地位，又要满足投资人和政府的各项要求和规定，已经不再拥有通过重大创新改变市场的热情，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市场竞争的罗盘被破坏。21世纪，西方国家越发缺少具有竞争性和体现创业精神的创新能力，而在今天这个经济增速低、失业率走高、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创新引领的经济增长对西方国家的繁荣空前重要。（作者：王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