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身国情探索
事实上，对于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区或自由区，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法定定义区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称自由贸易港为“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注重‘改革’的功能，以‘放管服’为抓手，将进行改革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引入负面清单、单一窗口建设，海关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是在现有框架体制下的创新；但自贸港是全新的，它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举措，一旦设立将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最重要的里程碑。”陆菁说。
不过，多位受访专家强调，中国内地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不可简单复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而应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
“无论是自由贸易港还是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由于法律制度框架、监管成熟度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差异较大，可能很难完全借鉴。对标国际标准，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来不断完善。”尹晨说。
崔凡认为，与我国香港和新加坡等规模较小的单独关税区域不同，中国内地经济规模巨大，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首先需要考虑其与内地的联系和区隔问题。
在他看来，资金与人员的自由进出是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设计的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可兑换性与资金进出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客观上会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既要提高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程度，又要守住安全底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转型经济大国来说，主要需要依靠自己根据国情摸索创新改革的道路。
“最近我注意到广东在探索非居民账户加（NRA+）的改革，这一改革虽然不是仅仅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自由贸易港进行的，但是它在平衡资金进出便利性与金融安全性方面就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崔凡说。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往往承载了国家重大战略。以俄罗斯为例，为支持远东开发战略，该国设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缩短了通关时间，并为入驻企业提供了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今年以来，中国经由俄远东口岸出口至俄的货运量增长了3倍。2016年，中国和俄远东联邦区贸易额超过60亿美元。
中国内地要打造新的对外开放高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成为重要战略部署。“中国内地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响应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承接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使命。”陆菁对记者称。
从漫长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港、巴拿马科隆港等自由贸易港的开辟都依托于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大型集装箱码头似乎是自由贸易港的先决条件。不过，并非所有的自由贸易港都必须靠近国际海运航线。
崔凡对记者介绍称，美国辛辛那提对外贸易区是依赖内陆河港、空港和铁路发展起来的，迪拜机场自贸区、新加坡空港物流园区、土耳其阿塔图尔克机场自由贸易区都是依赖空港发展起来的。
他认为，中西部地区也可以探索建立一个内陆自由贸易港或者无水自由贸易港，以配合“一带一路”倡议。
“自由贸易港主要应该通过高度开放，吸引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与人才的集聚，打造区域价值链的核心节点。如果在中西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能够打造一个依托中欧班列以及空港的自由贸易港，辐射中亚、中东欧等地区，有可能强化中国在欧亚大陆价值链中的地位。”他说。（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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