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交易细节都不足以像“汇丰缴税24.73亿元”那样，更能说明汇丰出售平安股权这桩交易的分量。

　　6月底，深圳市国税局向媒体证实，汇丰已就出让平安H股一事，向该部门缴纳了总计24.73亿元的税款，上述税款已于当月入库。这也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一笔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 尽管如此，上述金额或许仍是汇丰及其交易顾问团队全力“节税”后的产物。一位前跨国律师事务所人士就表示，参考既有案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股权转让交易，通过交易结构及其他法律豁免、税收优惠手段的运用，最终缴纳税款可以降到初始应纳税额的五成甚至更低，“汇丰之类的金融机构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这位曾经手数宗外资企业在华权益资产转让的资深律师，在最初介入这类业务时，也曾被一家跨国投行的法律部人士“深刻教育过”。“当时拿出的方案我以为避税力度够大了，但对方一看，就跟我说‘交税太多，你们太老实了’。” 相比之下，在这场“猫鼠游戏”中，作为猎手的国内税务部门，在征缴非居民企业(即所谓“外资企业”)境内权益资产转让交易所得税方面，却算是不折不扣的新手。

　　“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对外资企业境内股权资产转让的征税，只有极少的实践案例。而在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布后，各地税务部门对此类交易的监管力度才开始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一位北京市国税局人士证实。 避税“三板斧” 用一连串拗口的法律条文，来说明围绕境内权益资产转让中监管部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显然既不明智也不容易。一些征税案例中的细节，则要直观得多。

　　在某地税务部门征缴一家非居民企业转让当地企业股权后的应纳税款时，税务部门曾要求该家非居民企业提交有关交易的详细文件。而这家企业一开始仅提交十多页纸的交易合同复印件。 面对这种不合作的态度，税务部门又连续发出公函，要求相关企业补齐交易资料。

　　结果到最后，由于股权受让方同样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投资公司，加上交易双方设计了多达四层的控制权结构，因此税务部门共收到了数百份、绝大部分为英文的企业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整整装满了两个行李箱，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大体阅读完这些材料。所幸劳有所获，在这宗案例中，相关企业补缴企业所得税超过2亿元。 而具体到汇丰出让平安股权的案例中，撇开复杂的交易结构设置和法律条文引用，双方博弈的核心则最可能集中于三个方面。 “首先要明确，对汇丰征税，是因为他出让的股权是境内企业的股权，平安的收入和绝大部分经营行为都发生在境内，股权所附加的价值也是在境内产生，所以股权转让的部分所得是需要纳税，”前述资深律师指，“那么应该征税的部分，就是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而汇丰出售平安H股的收入全额，首先就有可能成为汇丰进行税务筹划时“控制”的第一个关键点。

　　按照税法规定，收入全额包括非居民企业向支付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而按照公开披露的信息，汇丰此桩交易的对价为94亿美元。但汇丰和股权的受让方泰国正大集团，是否另有价外费用的安排，却完全要依赖双方完整的交易文件才能最终确定。而在以往的避税案例中，也有部分企业通过隐瞒价外费用安排，将收入全额大幅“调低”的事例发生。 而比收入全额更难进行稽核的，则是财产净值。由于汇丰是平安集团的战略投资者，因此其实际持股成本是双方按照协议而非二级市场公开股价加以计算。而在持股之后，汇丰集团从平安获得的历年股息收入，也极有可能因为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股息税率优惠，而获得减免。“还有一块是股东留存收益如何征税，目前相关规定还不够明确，这同样可以成为进行税务筹划时加以运作的关键。而且汇丰这桩交易中，这部分涉及的金额也相当可观。”

　　此外，由于汇丰出售平安股权的交易是以美元计价，但缴纳税款是以人民币为单位。因此，在交易过程中，选择合适的税款缴纳时机，利用汇率波动节省税款支出，同样是股权转让中税务筹划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跨国金融机构具有独特优势的地方。“汇丰缴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实际上在目前的税务执法中，并未有明确规定。加上汇丰和接盘方可能存在分期付款的安排，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持续存在波动，这些都令此次缴税中有利用汇兑损益进行避税的便利。”一位华中地区国税部门专家分析称。按照目前披露的信息，此番汇丰至少是分两次上缴了全部近25亿税款，第一笔税款的规模应为10.26亿元。

　　“高盛经验” 在多位税务律师及注册税务师看来，在此次汇丰出售平安H股的税收征缴中，深圳税务部门已在博弈中居于相当主动的地位，甚至在交易进行过程中，深圳税务部门就已经针对相关税务法规的适用，向汇丰发出提示，要求汇丰自觉完成纳税义务。 同时，由于汇丰出让的平安股权是直接在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对手也为正大集团专门设立的离岸公司，因此这对税务部门确认交易性质及适用法规，以及计算交易应纳税额，提供较大的便利。 与之相对的是，在非居民企业境内权益资产的转让中，跨国金融企业通过离岸公司实施间接股权转让，却是避税效果更好，也更令税务部门感到头痛。这方面的经典案例，便是2009年高盛以间接形式对所持双汇股权的转让。

　　2009年12月，双汇发展连发公告，陈述其股东层面发生的堪称错综复杂的股权变更。在股权变更前，由高盛和鼎晖共同在香港设立的罗特克斯公司是双汇的控股股东。其中高盛初始持有51%的罗特克斯公司股权，而鼎晖持有49%。而股权变更的的第一步，就是高盛向鼎晖转让了5%的罗特克斯公司股权，而令自己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降为46%。 随后，高盛又和鼎晖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ShineB 公司，并将全部的罗特克斯的股份卖给ShineB，高盛也在ShineB成立后，向鼎晖转让了部分ShineB股权，这令高盛在罗特克斯以及双汇中的间接持股比例，进一步下降。 在此之后，双汇管理层以信托形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了离岸实体RiseGrand 公司，而这家RiseGrand 公司又从ShineB手中，购入了部分罗特克斯公司股权，从而也成为双汇的最终控股者。至此，在未直接出售双汇境内企业股权的情况下，高盛却完成了对双汇股权的间接减持。在这一过程中，高盛是否需要向国内税务部门缴纳税款，以及应当缴纳多大数额的税款，长时间未有定论。

　　“高盛间接减持双汇股权案，几乎是跨国金融机构进行股权转让避税的经典案例。到最终，从高盛到上市公司双汇发展，中间隔了离岸公司ShineB、香港公司罗特克斯、非上市企业双汇集团等三层结构，大部分交易都是在离岸区域进行，交易信息不公开，交易金额也不公开，税务部门到连锁交易完成后曾获得消息，追缴税款也极其困难。”前述资深律师指，时至今日，“高盛经验”仍被不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退出标的企业时大量应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汇丰，由于股权投资方面的一系列限制性规定，在出售平安股权的交易税务筹划中，可谓“大有大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