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帆

　　今年“两会”，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提交了“大力支持发展民族经济”的议案。在议案中，他明确指出，“后发展国家的企业要跻身国际强国之林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抵制，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支持。”作为中国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国际化先行者之一，李东生的呼吁是有代表性的，值得我们深思。分析近两年中海油、中国五矿、海尔、华为等中国大企业在海外并购时遭遇挫折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局面：一方面，走出去的中国民族企业缺乏国家力量的全面支撑;另一方面，在目标国，我们又遭遇了国家主义的强大阻击。两种局面的汇合，使得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道路步履维艰。

　　李东生所忧虑的尴尬局面的出现，实际上有着深刻的认识背景。在中国国内，信奉“主场化”和“全球化”万能的声音长期占据主流。“主场化”和“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把这两者与国家主义对立起来，主张取消国家保护，取消国家干预就陷入了极大的误区，给后发展的中国企业的成长壮大造成更为不利的条件。

　　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概念是指生产要素不受国界限制而自由流动。但事实上，发达国家一向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在外。于是，全球化就成为国际资本单方面的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只能通过引进外资，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

　　片面强调“全球化”的突出表现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以企业经济效益取代社会总体和长远利益;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效益，取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综合效益;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整合，收购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甚至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影响和限制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和政策制定。

　　按照这一系列逻辑，中国企业只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附庸。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中国企业的超常规努力，也需要国家力量的强大支撑。

　　企业竞争背后是国家竞争

　　全球化主义者把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单纯地看作是企业竞争，主张取消国界，甚至取消民族资本的概念。事实上，国际间的企业竞争背后无不隐藏着国家竞争的影子，历史和现实都是如此。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本国的企业仅凭自身能力很难发展得起来。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迅速复兴得益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外战争的失败，以5%的关税对美国40%的关税，能不能发展起来自不必说。这与所有制，国有还是民营，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太弱，那么企业在与外商的交易中能否“双赢”，什么样的“双赢”，就值得怀疑了。

　　即使到了今天，发达国家也同样在保护自己的骨干企业，以国家力量支持根本性的科技创新。比如美国政府支持的波音兼并麦道，欧洲四国合作制造空中客车，等等。他们之所以不惜违背自己基本的市场信条，以国家力量支持大公司合并与垄断，正是出于国家竞争的需要。落后国家由于企业还很弱小，更需要以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当年德国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就提出了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自主工业化道路”。在高科技的巨额投资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天真到放弃现成的国家力量，把参与国际竞争的任务交给企业独立承担的。以这样的方式这样参与国际竞争，受损失最大的，当属民族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奉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法则，且不说技术能不能换得来，即使换来了，也只是消费者得好处，民族资本作为生产者并不能控制新技术。而让市场，却是货真价实地让出了民族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试想，你准备试制的产品，或者刚刚试制成功的产品，如果被进口货替代了，你还研制什么?于是，就只能为外资加工配件，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庞大飞机工业就只能为波音配“尾巴”。于是，中国的GDP越来越大，GNP越来越小，其差额就是外资取得的利润。其表现就是：中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消费过度升级，本土企业却赚不到钱，核心技术被外资所掌握，损害的是企业和国家的长期竞争力。

　　阻碍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府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那么，在“全球化、市场化”过程中就会出现外国公司和国内企业联合，“收割”国内著名品牌的事件。中国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地方保护，而不是国家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有规模效益企业的形成。

　　大国接受自由贸易是有限度的

　　就中国而言，不能以全球化替代国家主义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中小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附于发达国家换得经济利益，大国则不同。由于中国腹地辽阔，人口众多，可以为企业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加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比较利益比小国要小得多。

　　一般来讲，大国接受自由贸易是有限度的。日本、韩国一直走经济民族主义道路，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还利用安保条约禁止日本、韩国独立生产飞机，只让它们给波音飞机配件。巴西和加拿大这些依附于美国的邻国均可独立生产100座以下的支线飞机。欧洲4个国家，则联合生产空中客车，与美国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弹，并建造了第3艘航空母舰。

　　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在地缘政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更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国家解释的“全球化”。俄罗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没有得到西方援助，其实力仍旧依靠自己的自然资源和国防产业。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与经济角度不同，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原则的。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特别多，说明美国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的利益，只不过美国是世界霸主，可以用“全球化”作为自己国家利益的代名词而已。

　　而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多。经济学是以企业和个人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在中国上升到“神学”位置，“市场化”和“全球化”成为教条，金钱和利益关系代替了信仰和道德。以至于在经济学主流话语中，几乎没有“国家安全，民族经济，战略产业，国防建设，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样的概念。

　　就中国总体利益而言，即使“和平崛起”之路能够走得通，也需要国家主义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国防力量和民族凝聚力。因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需要极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15年是我们最容易受到外力胁迫甚至攻击，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主权，进一步影响到国内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应该扩大，我们的国防力量要能够保护“国家安全边界”，特别是经济安全。作为大国，中国有史以来最基本的问题，一是治水，二是国防。在国内，要保证主体板块不分裂，防止东部与内陆地区的分裂，城市与农村的分裂;国际上则要贯通欧亚大陆桥。这个历史的任务不能因为现代化而消失。

　　走向市场化、民主化，融入国际社会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干预，削弱国防力量，不提倡国家信仰和民族凝聚力。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家主义”

　　中央最近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经过长期争论，那种主张把科技进步交给国际跨国公司，依靠外资技术转移实现技术进步的“开放创新论”，终于没有被决策层接受。但是，“自主创新论”也有模糊之处，它没有明确，根本性的科技进步究竟是由国家主导，还是由企业主导。奇瑞汽车的成功是企业主导，但造大飞机只能以国家主导。

　　然而，对于自主创新持怀疑态度的仍大有人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许多中国人不敢正视与波音和空客竞争，安于长期做他们的消费者，也不想坐国产飞机;坐享消费繁荣的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创新能力，以为弱不能变强，弱不能胜强，在精神上首先认输了。他们以为发挥比较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大飞机和高科技产品更合算;中国低工资的优势还能持续30年，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去参与国际尖端科技的竞争?他们尤其反感国家干预，宁可本国企业变成国际资本的附庸，中国成为低级加工厂也在所不惜。其背后已经不是什么经济道理，而是对自己国家的力量和体制心存反感，对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这才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还有一种“理性”的担忧：国家主导科技创新，会不会回归到计划经济，回归到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代，出现大的体制倒退?所以，我们主张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家主义”，其含义是：

　　1.承认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基本规律并且积极参与，在此规律之上强调国家利益，国家主导创造比较利益，国家支持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技术创新，力争多掌握一些核心技术，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应该是开放的，与国际合作的，但应具备自主性，不能被国际跨国公司所整合，纳入他们的轨道。

　　2.国家对于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主要不是通过计划经济和国有制，而是通过扶植国家战略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基础科技发明、战略物资储备等。国家计划是不可缺的，补贴是需要的。战略产业不能分拆，自己和自己竞争(在石油、电信领域，应该说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战略产业，应该实行国家主导下的军民结合，国(有)民(营)结合，计划与市场结合，结合的方式就是国家定货，公开招标，使有技术能力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合同，纳入国家战略产业的轨道。这是国际通行的“非股权控制”，比股权控制有效得多;同时这也为民营资本开辟广阔的市场，提供技术进步的动力和保障。

　　中国的民营资本20多年以来，接受的是市场化的信条，这是由于他们实际感觉到的是政府的限制和国有资本的挤压。其实这里面有误导。实际上没有国家支持，中国民营资本作为整体，绝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经济一支重要力量。20多年以来，国家对于民营资本的支持是主要的，限制和垄断是次要的――当然这些存在的问题是应该改正的。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了，政府一旦真的不偏好民营资本，甚至倾向于外资一方，民营资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弱者，需要国家予以适当保护，至少不能偏向于外资。“市场化”和“全球化”无节制地传播，在根本上符合国际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利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什么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够自觉地转向新国家主义，什么时候就实现了从民营资本向民族资本的飞跃。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希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打出自己独立存在的空间。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