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被说成是由“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来拉动的。虽然这个说法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背道而驰，但却得以迅速普及并“行骗”全国。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两架马车的拉动，在内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外则产生过度的顺差，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媒体上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言论，不仅如此，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也都将三驾马车论当成了显而易见的真理，并以此为前提来讨论中国经济的问题。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增长理论的教科书，你都不会找到“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理论，也不会发现低消费、高储蓄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理论。那么这种说法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既然错得如此幼稚，为什么会这么流行呢?

　　这首先与很多人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的误解有关。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的持续的增加，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这样定义的经济增长概念不同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年或某一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的概念，后者是个短期的概念。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时常常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结果就导致了下面的错误，即不当地运用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的问题。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被分成消费(包括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它们同时也构成凯恩斯理论中总需求的三个要素。但是，“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要么没有理解要么忽视了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凯恩斯理论只能用在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问题，而不能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是不能相互混淆的，而“三驾马车论”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当经济不景气时，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者说当前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低于所谓的潜在产出水平时，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来提高国民总产出和就业水平。反过来当经济过热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会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此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降低消费、投资或出口需求，从而降低通货膨胀。但即使在凯恩斯理论里，消费也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经济不景气时，不管是刺激消费、投资还是出口都会有相似的效果。事实上，在经济周期里，投资的波动通常要大于消费的波动。所以，经济萧条时刺激投资可能比刺激消费还要见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不是通过提高消费、投资或者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率(毕竟这三者的比率不可能同时提高)而是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的，理论上，可以同时提高消费、投资及净出口这三者的水平。

　　与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不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问题。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或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学术界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哪一个对现实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有争论，但都同意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这两个引擎来拉动的。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才是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肯消费(消费谁不会啊?)，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占有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根据现代增长理论，三驾马车论中只有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净出口和消费都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何错之有?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须的。

　　“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认为(或者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当然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问题。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他们还认为(或者担心)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投资回报率下降。关于投资回报率定量的研究并不多，但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两组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国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下降。还有人用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COR，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概念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在下降。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但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事实是，中国在2001-2010十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上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位于世界的最前列。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即使根据国家统计局可能被低估了的消费数据，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消费的年增长率也达到8.6%(这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增长率)。确实，同期GDP的年增长率是10.4%，快于消费的增长，但消费每年超过8%的增长速度也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的年增长率都不到3%。说起来也许有点像悖论，但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也意味着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恰恰是中国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三驾马车的理论，中国过去这些年高速的GDP增长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每年8.6%的消费的高速增长又是靠什么拉动的呢?靠消费拉动显然说不通。如果说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无异于说两驾马车拉动了第三驾马车，也说不通。即使“投资和出口拉动了消费的增长”这句话说得通，那么消费乏力又从何说起呢?“三驾马车论”之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从现代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比较好地解释。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找出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有多大。学者们虽然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上有争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发现资本积累(也即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时大多数也发现中国的生产率每年也有显著的增长。中国由于储蓄率高，因此投资率也高，资本积累快，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赶”效应。因为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很落后，但正因为落后，我们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在缺乏“自主创新”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比较快。(事实上，当一个国家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进步的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另外，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不断改善，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计，中国的投资率和追赶效应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中国经济每年10%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但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所谓的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或投资与消费平衡驱动)的经济转型来改变它。而且，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会继续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的人均产出又还不到发达国家的20%，追赶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依然存在，因此，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长20年。

　　“三驾马车论”违背了经济学常识，误判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增长的真正原因，也会误导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的选择，贻害无穷。“三驾马车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