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10月13日在中国第十二届担保年会的演讲整理稿。发表时略有删节。

　　温州的民间信贷问题本来是小地方的小事，但温家宝总理亲临温州考察后就成了国家大事了，大家都在谈“救温州”。问题是，温州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需要全国救温州?

　　温州模式错了吗?

　　温州模式突然再次被关注，一如以前，仍然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关注，但首先要理解到底什么是温州模式。我个人认为，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温州商人始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坚持市场的立场，不是跟着政府的指导、被“计划”引路。这才是真正的商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过去投机倒把是一个坏词，今天大家也理解了，在没有任何政策资源的条件下，商人的投机倒把恰恰是捕捉市场变化的正常经营行为，无可厚非。其实不仅商人在投机，我们的改革历史也是一部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历史。这是求生存的本能。最后，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当年温州是从做针头线脑等蝇头小利的生意起家的，但现在提到温州，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地下钱庄和民间融资。这就是温州的变化。最近参观了温州博物馆，感受到了南宋浙江永嘉学派的重商功利思想对温州商人的影响──实用而不是信念决定选择。

　　这个温州模式是非常成功的，温州产生了巨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创造了无数优秀的品牌，温州商人和生意走向了全世界，而且温州商人的抗风险能力极强。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各级政府和传媒都喜欢到温州抓典型、找问题。但是，每次调整一过，温州又迅速发展起来。抗风险能力是温州重要的竞争力。

　　为什么温州在全球各地可以获得成功却在中国经常是负面典型? 温州模式给了全国中小企业最丰富的创业和成长经验，为什么总是在低潮时期被批评和打击? 温州模式在政府眼里到底是好模式还是坏模式?

　　我认为，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系。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国有经济高歌猛进，把民营经济都排挤到墙角了，温州模式就更有现实意义了。温州模式是成功的，在一无所有的环境中创造出这么大的企业家群体和产业，温州模式值得骄傲。

　　民间金融怎么了?

　　提到温州，就要谈民间金融。民间金融长期被忽视、被打压，但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讨论民间金融。我创建了一个中国金融博物馆，一直关注中国金融历史的演化。民间金融在全世界始终是合法的，现在的全球金融巨头都是从私有的民间金融发展起来的。直到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的民间金融也是合法的，民间的钱庄和票号甚至拥有铸币权，可以发行地区货币。

　　金融不过是一门生意，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中国政府始终与民争利，要把金融垄断在自己手里。不容许老百姓搞金融，对已经运转几百年上千年的民间金融进行封杀，把一门正经生意变成非法，贴上了诸如特殊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之类的标签。

　　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清理民间融资时数量仅在20多亿，打击了二十年，结果现在到了几千亿，也有上万亿之说。这就出现了逻辑问题──如果它是坏的，打击这么多年为什么却越打越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一定是政府无能。另外，浙江当年没有多少国有资产，也没有多少国有银行的贷款，中小企业却发展成为全球的奇迹，这其中温州民间金融功德最大。

　　我们老是讲民间金融放高利贷扰乱金融秩序等等问题，但什么是高利贷不应该是政府说了算，而应当是当事人来判断。而且，当一个个国有金融机构口口声声为客户服务却始终旱涝保收的时候，这可能才是高利贷。当中小企业大发展时，中国的银行业大赚钱，这是好事。可是过去几年，中小企业都亏损时，中国的银行业却更赚钱，不与企业和消费者共存亡，这还不是高利贷吗?

　　以我二十多年的金融从业经验来看，真正扰乱中国金融秩序的是国有金融机构。行长是政府任命的，利率是根据政策不是市场决定的，从老百姓手中收集的社会资金本来都是公共资源，却都投向了政府项目，造成了十几万亿不良资产。五六年前，四大国有银行本来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但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外汇储备和包装上市来华丽转身却变成了所谓的世界优秀银行。

　　我认为温州才是真正金融家的土壤，市场定价、市场选择行长、市场淘汰机构。可惜，我们没有给他们环境让他们合法公开经营，从而发展成为真正的银行。只要允许按国有银行一样剥离不良资产，同业互注资金，给上市的机会，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将是非常健康的。

　　不久前，浙江省有关机构准备建立一个民间金融的监管中心，我的建议是，如果从来没有干过民间金融，也不了解市场需求，泛谈监管意义不大，还不如叫民间金融的服务与促进中心。所谓规范管理的核心应该是服务，而不是封杀和摧残民间金融。

　　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更重要

　　我注意到温州当地报纸对温家宝总理来温州欢欣鼓舞，对温州成为国家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抱有很大期待。我不以为然。三十年前的改革需要一批有视野能担当的精英们的高层设计，依靠上层政策推动基层的变化。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要自下而上地发动。

　　温州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智慧，不是政府救济。市场上有更多的变通办法，例如担保、租赁、抵押和保理等中间业务应当凝聚力量，实现集团化和跨域化经营。民间金融不能始终停留在做生意的阶段，要学习做公司，有长期经营战略，健全公司治理和财务透明度。

　　实际上，股权投资是一个重要转型机会，可以帮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通过公司运作方式进行投资，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的集合资本炒楼盘、炒棉花、炒大蒜和炒股权等，而是从赌上市机会到赌公司的经营状况。

　　温州需要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

　　温州目前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不要妖魔化温州，更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提出空洞的口号和政策，这只能是透支政府的信用。例如，当年提出的支持中小企业的36条，过了五年又提出新的36条，我仍然看不出来有什么机会可以实现，也许过几年又要出新的新36条了。

　　对政府来说，应该提出些具体的能落实的措施，例如，10月12日国务院提出的给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的政策。另外，可以考虑建立重组基金来支持重组公司。中央可以给四大银行注资帮助重组，民间企业没有这个条件，但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建立一些重组基金。公司有了头寸问题，只要不是破产就应该给机会重组，逼迫它破产通过强制执法来清算这些有问题的公司，实际上是再次剥夺。特别是公检法系统应该保持距离，别越位执法或非法介入清算。

　　最近，从报纸上得知许多“跑路”的商人这几天又回来了，这是好的现象。至少比起七八年前清算德隆集团的时候要大有进步。另外，能不能允许建立中小企业银行?给温州一个试验的机会，让它建立十个小银行与大银行竞争试试?

　　总之，温州不需要被救，如果有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温州可以自己渡过困难，而且，如果温州能有机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战胜危机，给全国中小企业一个模式，那就不是全国救温州，而是温州救中国了。

　　(本文作者王巍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