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格在杜邦不是空降兵，他1977年加入杜邦公司，如今已经在杜邦工作了整整36年，他的职业生涯包括各种专业和管理职位，涵盖化学品、染料、弹性体、聚合物和纤维等领域的研究、生产、财务、销售、市场营销和业务管理。

　　如今，他的身份却与杜邦的新兴产业——食品(行情 专区)产业息息相关，承担着杜邦在食品配料和食品安全领域重要的领导者角色。要知道，这一业务是杜邦股价重返50美元以上的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代表着杜邦的未来和希望，同时又备受世人关注。

　　粮食生产出来后，容器是造成食品浪费和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杜邦与世界各地的当地包装技术专家合作，开发满足特定市场需求的定制化树脂应用，最大限度地提高食品保鲜水平和稳定性，并减少浪费。

　　杜邦在食品产业链上的介入核心环节有多广，它的潜在风险就有多大，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

　　“我们杜邦公司所提供的从农田到餐桌的解决方案，既要保障食物的总体供应，又要检测出食品有没有安全方面问题，是一个从农作物和食品的前期预防、到后期检测的广泛方案。”克莱格表示。

　　事实上，这个广泛性的方案，包含了杜邦对于食品价值链上的一系列的培训。

　　克莱格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农田到餐桌整个系列的管理，最重要的是源头的问题，因为中国食品安全的挑战实在太大，全国有约50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有2亿多人从事食品工业，这对管理而言是挺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分清合法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的差别，瘦肉精等是非法的，是不应该用的。像三聚氰胺，这个化学物质是不能用在食品里的，所以这个东西和我们这个行业所界定的食品添加剂本身就存在着天壤之别。”

　　“第二个问题，原料的供应商怎么能保证食品生产企业正确地使用食品配料。我们国家规定，食品生产商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生产商是谁?就是生产肉制品等最终产品的这类企业。食品的生产者，是食品安全的首要责任人，他们要保证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安全的。我们是原料供应商，也有责任保证我们所提供的产品是安全的。先从自身、从杜邦公司的内部质量管理抓起，保证配料产品是合格的。我们内部有很多系统，比如说，5分钟之内就可以查到某批产品对应的原料从哪里来的，这就是可追溯系统。”

　　第三个问题是和客户有关的。杜邦提供很多培训，尤其在行业内部。事实上，杜邦的客户也都是做食品行业的，他们知道食品添加剂和配料依法合规要怎么用，也知道剂量是多少，因为他们必须按照食品工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必须要遵守《食品卫生法》等法律，遵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等专门的法规，食品里用什么食品添加剂、加多少量是完全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样应该可以避免安全问题的发生，从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在杜邦看来，要做好这件事情，靠的还是和客户之间的交流。

　　“杜邦公司经常邀请客户到工厂里参观，把杜邦营养与健康事业部的国际经验与他们分享，所以，实际上我们不光是一个供应商上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包括生产方面的合作伙伴，我们把杜邦百年以来积累的经验和客户一起分享，当然保证合法合规是最基本的底线;你的工艺、你的过程怎么能保证这个食品安全?从农场到餐桌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在一起协作就能够保证做到这一点。”克莱格说。

　　尽管众多的食品安全事件让国人倍感紧张，但是，在杜邦的科学家看来，更可怕的风险来自食源性的安全事故，比如食品腐烂，超过保鲜期，或者食品不卫生等等问题引发的疾病。

　　这一问题在中国却被严重忽视。“人们一生下来就要吃东西，在美国，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有关食品安全的教育，告诉小朋友如何安全地饮食，但是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里，却缺少这样的环节或篇章节，比如一种食物如何吃才算卫生科学，哪些食物不能一起吃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知识。”李永敬说。

　　显然，关注度不高、投入不够、缺少数据积累，正让食源性疾病成为隐身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风险，而杜邦的使命则在于教育人们，如何甄别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并尽量提供可行的风险解决方案，从种子到包装，从配料到益生菌等等。

　　克莱格告诉记者，“一旦从市场上看到一个机会，我们就把这个机会带回公司，再为客户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来抓住这个成长的机会，同时为公司创造出很强的业务。这就是我们每天做的工作。”

　　而克莱格最兴奋的时候，就是当杜邦公司把一个挑战、一个要求、一个机会，变成一个生意、一个模式、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