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排名依据数据来源：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年相关数据，见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等。

　　中国的城镇化是件世界级的大事。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更如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发展的大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多年以来，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一直是衡量各地城镇化水平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不断上升的城镇化率，被直接视为不断提高的城镇化水平。

　　诚然，人口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但它并非城镇化的全部。真正的城镇化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的城镇化; 二、空间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三、经济的城镇化、产业的城镇化;四、生活质量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进程中，热衷于追求城镇化率，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亦非越快越好。城镇化的速度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工业化的程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吸纳人口就业的能力必须相适应，否则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对于近年来各地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给出了九个字的评价：速度快、质量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市民化的程度比较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城乡发展不协调。

　　不再“以城镇化率论英雄”，提高城镇化质量，刻不容缓。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新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国开始走进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

　　如何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科学评价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明确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距和改进方向?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率先发出建立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倡议，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进行专题研究，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建模分析，联合推出《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下称《报告》)，首次尝试对城镇化质量状况进行系统的综合评价研究，同时推出“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以期探讨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战略路径和具体措施。

　　如何评价城镇化质量?

　　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

　　“尽管曾有很多人做过一些城镇化质量的评估，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公认的定义。”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认为，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从构成要素看，城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和空间城镇化质量。因此，城镇化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城镇化各构成要素和所涉及领域质量的集合。

　　基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在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城市发展质量，还要考虑城乡协调程度;不仅要考虑城镇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还要考虑为此付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代价。

　　为此，《报告》从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的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有一级指标3项、二级指标7项、三级指标30多项。

　　城镇化质量排名前20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克拉玛依市、佛山市、中山市、东莞市、厦门市、苏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南京市、常州市、无锡市、大连市、东营市、舟山市、青岛市、杭州市、乌鲁木齐市。深圳市城镇化质量最高。城镇化质量排名后10位的城市依次为：乌兰察布市、临沧市、怀化市、梧州市、河池市、聊城市、达州市、揭阳市、昭通市、白银市。乌兰察布市城镇化质量排最末位。

　　对城镇化质量有着重要影响的，有如下主要指标：

　　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大都较高。如人均GDP位于全国前三位的鄂尔多斯(17.51万元/人)、克拉玛依(12.14万元/人)、东营(11.64万元/人)，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第48、4、16位;而人均GDP处于后三位的定西(5304元/人)、陇南(6457元/人)和固原(6874元/人)，则分列第238、224、216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就越高。如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东莞(35690元/人)、深圳(32381元/人)、上海(31838元/人)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前10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绥化(9468元/人)、伊春(10317元/人)、陇南(10623元/人)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均处于200多位。

　　从市辖区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来看，城市财政收入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政府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城市品质和公共服务，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均较高，而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前三位;而该指标处于后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200位之后。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是衡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指标。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及其向城镇的集聚，将推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如深圳、东莞、克拉玛依、上海等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全国前10位之内;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低的黑河、绥化、临沧等后十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全部处于200位之后。

　　一般情况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越高，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越低，其对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的影响。如恩格尔系数处于前10位的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240位之后，还有三个城市在180位之后;而恩格尔系数处于后10位的城市，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100位之前。

　　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越高，一般城镇化质量也越高。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较高的前10位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10位。而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较低的后10位城市中，有6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在200位之后。

　　单位GDP的SO2排放量越大，表明城镇化的环境代价越大，城镇化质量越差。统计结果表明，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处于前10位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较低，其中有5个城市在200位之后，另5个城市在100位之后;而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处于后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30位之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表示(农村为1)，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负向指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越大，城乡协调程度越低，城镇化质量也就越低。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较大的前10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在200位之后。而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较小的后10位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20位，其中深圳、克拉玛依、中山、东莞位列前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