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在创造历史。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日新月异。每一个重大政策的出台，每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本刊特推出“亲历”栏目，邀请一些重大决策的参与者、重大事件的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我们重返当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和第一现场，深刻感受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每一次呼吸。

　　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张国宝

　　1999年国庆，中国人第一次过上了七天长假。图为建国50周年大庆期间的天安门广场。

　　1998年夏天，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重灾区是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湖北省牌州湾决堤尤为惨烈。

　　1999年初，春节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湖北灾区看望慰问灾民。同行的有朱镕基夫人劳安、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总理秘书李伟和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我。除夕夜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总理安排年夜饭，总理会见了抗洪救灾烈士家属、劳动模范和灾民代表。

　　和朱镕基总理吃年夜饭时，

　　我提议增加节假日

　　活动结束后，朱总理及家人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又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湖北省党政领导均不参加。席间交谈氛围比较宽松，话题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应有相应的提高。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又遇到了特大洪涝灾害，对是否涨工资，当时有不同意见，所以财政上虽做了一些准备，也恐难实行了。

　　我看席间交谈有家庭式气氛，所以大胆地将我思考的两个问题向总理提了出来。第一个是关于增加节假日的问题。我对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我补充说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工作来提高生产，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的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第二个问题是我向总理反映，农村高利贷很严重，说明农民需要钱用，又没有正常的贷款渠道，应该增加农村信贷。

　　对第一个问题，席间大家似乎都赞同，但对第二个问题有些不同看法。李伟同志说，农村高利贷很多是家族势力，甚至是黑社会恶势力性质，借款人不敢不还，如政府来承担贷款，很可能是一批坏账。我觉得总理对这两个问题似乎都听进去了。后来我听说，在春节假期前几天慰问活动结束后，朱总理把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叫到休息地，增加了数亿农村信贷，但这只是听说，不知真假。

　　13个相关部委，

　　仅经贸委对放长假提出异议

　　春节假期结束后，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就把可否增加节假日的事交代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研究，王忠禹秘书长又交代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具体经办，尤权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建议，最好能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还希望我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的情况，作一个比较。

　　我一个朋友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该公司在世界主要国家都设有办事机构，我请他帮助可能比正式通过外交部向一个个驻外使馆了解更简单快捷。他很快就了解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节假日情况，为了有可比性，我叫他不仅要了解发达国家的节假日情况，更要有一些与中国情况相仿的发展中国家的假日情况。

　　从了解到的几十个国家的情况看，欧美发达国家自不待言，有名目繁多的假日，即使比较发展中国家，当时中国春节三天、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共7天法定节假日也不是多的，和朝鲜、越南大致一样。

　　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想法，我向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汇报后，很快得到他的赞同，我和政研室共同起草了向国务院的汇报稿，并与尤权同志和秘书局密切沟通，将增加节假日具体化到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两天;将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其余不变，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7天的长假日。

　　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由尤权同志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由我代表国家计委先汇报介绍了关于增加节假日的建议、方案设计及相关问题。会上，除经贸委外，其余12个部委都赞成。

　　其中，教育部提到，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相反学生可以在假日与父母、家人、同学在一起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增加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公安部也讲到，根据统计，节假日犯罪率反倒低于平时工作日，只是公安干警要保障节假日社会治安会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调休和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国家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也放假，实际上清明节很多人要去祭扫先人，还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交通部、铁道部提到，长假日出行旅游人数会增多，会造成交通拥堵，还要注意防止出现恶性交通事故，但对长假表示支持。

　　会上还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银行，节假日仍有存取钱的需要，不能都放假关门，要做好有人服务的安排，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还有如中国放假，外国不放假，有国际事务和业务处理怎么办等等。

　　国家经贸委来了两位司局级干部，一位是办公厅负责人，另一位可能是综合司的，他们提出了一些异议。一是工厂有许多是必须连续生产的，如钢铁厂、化工厂，长假期这些企业必须安排连续生产不能停，根据劳动法节假日加班必须给双倍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二是要防止官员利用节假日到下面去玩，引起不正之风等等。结果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认为这些问题是长假期必须考虑注意的问题，但不是不能实行长假期的理由。最后尤权同志总结，对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费作一个测算，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

　　朱镕基总理希望

　　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放长假

　　会后尤权同志向王忠禹秘书长作了汇报。据他向我讲，王忠禹秘书长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

　　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也就是说是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据此王忠禹秘书长提出还是在原有节假日上增加天数为妥，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称。因此关于清明、中秋节放假的意见就不考虑了，还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4个节日，其他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还按原规定执行。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没有增加节假日的名目，但也有人对五一和十一之间时间间隔较长而没有一个休假日感到遗憾，但又找不到一个好的名目在此间增加假日，总不能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全民放假。

　　关于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矿企业因节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费也测算出来了，以钢铁行业为例，只增加不到2000万元加班费，对于这么大的国家来讲，不算什么。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但时间也到了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朱镕基总理希望能在五十周年大庆时就能实施。

　　8月下旬或是9月初，朱总理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增加节假日方案，会上没有什么悬念，各部委和国务院领导都一致同意，也没有提出更多意见，只是强调要做好值班，注意交通安全，银行要做好假日服务等。

　　最后朱总理提出，这么大的事，虽然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时间已经很紧，但必须在国庆到来前争取在中央那边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长假期的汇报。于是把中办副主任胡光宝请到会场，朱总理向他讲了情况，请他务必在9月份安排在中央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这一内容。胡光宝同志答应，一定尽快争取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

　　后来在9月20日左右中央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据说中央常委一致同意，很快就通过了。

　　批评意见主要有二：

　　应该带薪休假、减少长假

　　正式文件在9月23日发的，距国庆只有一个星期，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五十周年大庆，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7天的长假。

　　作为始作俑者，我也有一丝担心，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国庆长假过了，国办也在密切跟踪假期的情况，十分幸运，第一个长假十分祥和、顺畅，没有发生交通等重大事故，国办还监测到交通运输增长情况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各方面情况都表明假日刺激了消费，假日经济一词也应运而生，各方面都给予了好评。

　　但随后，有些批评意见也逐渐出来。一是认为长假日交通、住宿、旅游景点压力陡增，忙闲差太大，也会造成旅游景点损害，主张还是应该推行带薪休假。其实带薪休假制度不是没有，公务员还有根据工作年限带薪休假天数的具体规定，但为什么一直执行不起来，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观念与西方不同。如果领导不休或公职机关不休，承担工作任务的人往往宁可放弃休假也会坚持工作。我和我周围大多数人都没有扔下工作去带薪休假过，这点和西方人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下班点一到，吊车悬在半空也照样下班，这也许是中国人勤勉工作的美德。还有，中国家庭往往是双职工，而西方多数家庭是全职太太，男人一放假可以带全家去旅游。中国不行，男女双方如有一方工作走不开就不能成行，而男女双方都凑在一起休假往往很难，所以带薪休假就形同虚设了。还是采用放长假的办法好，全国从上到下一起休，虽有些问题但能保证，受到大多数人欢迎。提带薪休假的往往是些学者理论家，可能书生气太足，有点脱离国情。

　　二是又老话重提，认为春节、五一、国庆三个长假太多，主张减少一个长假而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这种中国人传统节日休假。提这种意见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减少七天长假，增加三天小长假，以减少长途出游压力，鼓励引导家居休息和郊游。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在讨论长假期时有提出过，但从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目的要求考虑，未予采纳。对于已经享受了长假期好处的国民来讲，是不愿意放弃五一长假的。但国家发改委社会司事实上是力推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后来社会司搞了一个网上民意调查，报告说民意调查赞成取消五一长假，设立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占多数，于是在国家发改委办公会上通过了这一方案。我在会上是反对这一方案的，我主张保留五一长假，这个季节也是旅游的好季节。但我的意见与社会司主导的意见相左。我听到一些说法，认为网上民意测验并不科学，不代表大多数人真正的意见。因为网民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学校老师、学生有寒暑两个假期，所以这一人群中不少人主张取消五一长假。而广大农民工有长假还可回家，小长假很多人只好选择留在原地，少了一次回家机会。农民工上网的人少，网上调查没有反映出这一人群的意见。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广东省政府从地方行政立法出发，决定保留五一长假，但从政令不统一考虑，上边让广东省取消了这一决定。

　　从1999年十一国庆首次开始长假制度，至今放长假已实施了14年，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假日经济拉动了消费是不争的事实，符合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向。许多提出休假改革方案的后来人没有完整经历这一过程，作为过来人我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下来以作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