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如何加快“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承担好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重大改革创新责任?8月10日，以“上海加快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就此作了注解和回答。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表示，上海自贸区方案在7月3日国务院会议上已经原则通过，现在具体的一些批文都在办理过程当中。回忆起上海争做自贸区的经历，杨雄透露，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对于上海自贸区试点方案表示支持，并明确这是重要的促进改革的一个措施。

　　“当时他(总理)一再问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说是，态度是表得非常坚决，我说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杨雄透露了一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的态度，总理肯定了上海的积极和主动，敢于自己挑重担，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

　　重点突破制度创新

　　“上海希望通过自贸区建设，在体制机制上有一个新突破，制度创新将作为自贸区重要的任务，这也是国务院7月3日会议上总理的明确要求。”杨雄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隆国强说：“为什么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不是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因为上海建设自贸区要着眼于全国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上海建设自贸区有两个基本定位，一是先行先试，二是争创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先行先试和争创新优势的方法在于制度创新，要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隆国强指出，“便利化”其实是监管理念的变化，思考的是“先查验、后放行”，还是“先放行，后查验”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如何定位、如何转变职能。上海在建设自贸区过程中，政府应当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

　　隆国强表示：“上海自贸区应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和新一轮的开放，先行先试面对变化的世界，变化的优势和国内形势，并为下一步开放和下一步改革做很多实验。”

　　“上海建设自贸区必须着眼于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推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中，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终结审批制，逐步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

　　在王新奎看来，“上海建设自贸区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因为现有体制中最难改革的就是审批制度，而上海建设自贸区就要按照国际规范来突破这一难点。”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给出了相似的建议：上海建设自贸区要有全球视野。上海应当率先探索高标准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路径，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能够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接轨。

　　“中央政府多次‘暗示’，‘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成立自贸区的呼声一直最高。”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系副主任、上海自由贸易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央政府在上海建立自贸区的意图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改革红利助力转型

　　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过程中，一直困惑的一大问题是：现在上海的总部经济，即跨国公司总部加上投资公司和研发中心，落在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大概400多个，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资金运作不在其中。同时上海的产业发展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这是我们多年困惑的事，最有实际价值的都没在上面，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杨雄抛出了上海的疑问，上海能否通过自贸区改革使上海的总部经济运营起来。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许善达看来，“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可以在上海得到最大体现，因为上海的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干部素质、企业家能力、就业人员资源等在全球都有一定优势，有基础通过改革创造出更多的红利。尤其上海在自贸区建设中，将涉及很多方面改革，包括财税、金融、外汇、贸易等，从而进一步推动上海把握“改革红利”。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则提出：“如果要获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红利，必须实行新的开放，由货物贸易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开放为主。”他进一步分析，传统的开放模式包括货物贸易及加工贸易、劳动密集与资源禀赋型制成品出口，可在目前出口需求下降、资源争夺激化的大背景下，想继续获取全球化新红利，必须实行新开放，包括由单向引进开放转向双向互动开放;由降低关税壁垒为重点转向降低无标价壁垒为重点。

　　“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展转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吴敬琏强调，上海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具备良好的条件，但在具体发展时需要牢记一条宗旨，就是企业才是原始创新的主体，要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或机构指定创新主体。发展怎样的新兴产业，不应由政府决定，而是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则指出，要在制度设计上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在服务领域扩大改革开放。上海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这与管理模式的欠缺不无关系，“不能用制造业的管理制度来推动服务业。服务业千差万别，具有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因此要给予企业自由活动空间。同时，可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从更大范围获得支持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