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少国家专门向本国企业提供补贴以敦促其转移供应链。但一些收了“搬家费”的企业，却并没有在华关停。

　　8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宗长青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疫情初期出现的部分产品供应紧张问题，引发了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产业链安全的担忧，并随之出台了一些鼓励本国境外企业调整产业布局的策略。

　　宗长青称，日本政府的补贴政策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初步了解，获得日本政府补贴的第一批87家企业中，有30多家在华有投资，而且目前也没有发现这些在华企业关停的情况，多数属于分散投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日本政府提出“搬家费”政策的背景是，今年2～3月份中国首先暴发疫情时，一些日本企业面临零部件供应不足的问题。但从市场角度来说，日本企业的投资选择是基于长期的利益考量，特别是日本企业在华布局的大多都是重资产。“如果不是长时间处于亏损状态，只要基本上仍然能够盈利，企业是不可能放弃现有厂房搬离的。”刘向东说。

　　收了“搬家费”的日企并未在华关停

　　宗长青表示，事实上，近几年，受中美经贸摩擦以及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已经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陆续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宗长青认为，一些企业基于要素成本、贸易环境、供应链稳定等方面的考虑，调整产业布局和全球资源配置，多属正常的市场行为。同时，也应注意到，个别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方面有政府干预过度泛化的迹象，少数政客甚至鼓吹产业链“去中国化”。

　　刘向东告诉记者，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环境成本的确在上升。“对于摩托车生产等低端制造业来说，如果不需要向高端转型的话，它们就存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缓慢的自然转移就像人类的生老病死一样。”刘向东解释，“虽然我国市场具有很大吸引力，但由于经营管理或者产业问题，总有一部分企业会因盈利不佳而选择搬离。”

　　刘向东认为，日本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出发点选择给企业补贴是无可厚非的，但从企业自身来说，它们可能会选择对供应链进行备份。“只要企业认为日本政府的补贴能够长期持续，并且能弥补其转移回日本生产的成本，这些日企就可能会在日本生产。但如果其觉得这种方式缺乏效率的话，就仍会留在中国，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刘向东说，“这叫‘中国+1’策略，其实很早就有了。”

　　“尽管如此，我们更应看到，中国仍然是大多数跨国公司主要的投资目的地。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性成果，经济增长由降转升，使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好于全球，更加坚定了外商投资中国的预期和信心。”宗长青说。

　　刘向东解释，一些企业的生产线可能被转移到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国家，但还有一些企业会因为中国涌现出的新优势而在中国建设新的部门，比如说看中了中国的研发环境或者兴起的某些市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三星，一些传统的制造手机的生产线可能搬到了越南，但是新兴的动力电池等部门就选择在中国生产。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只是说疫情加剧了大家对不确定性和担忧，加快了对‘中国+1’的双保险策略的选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谁都可以考虑到的，中国企业也是如此。 ”

　　宗长青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8日的一篇文章透露，中国消费经济复苏帮助一些美国公司抵消了其在美国国内销售严重下滑的损失，中国成为美国公司的“避难所”，这是文章标题；美国斯凯奇公司、耐克公司等一些知名品牌高管在最新的财报季特别提到，是中国帮助其度过了艰难的三个月。另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其中日本在华新设企业415家，美国860家，韩国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国296家，德国245家。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宗长青表示：“总体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强大磁吸力没有变，我国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变，我国持续扩大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没有变，大多数跨国公司持续看好中国、在中国长期经营发展的战略没有变，我们有信心做好全年稳外资工作。”

　　今年以来稳外资工作成效好于预期

　　尽管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但我国吸收外资仍取得一定成效。据宗长青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增幅实现了由“负”转“正”，总体好于预期。1-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5356.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5%（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下同），较1-6月回升了1.8个百分点，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7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8%，连续第4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正增长。

　　宗长青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服务业发挥了支撑作用。1-7月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4145.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6%，占我国吸收外资比重77.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27.4%。二是主要投资来源地保持稳定。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英国等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2%、4.6%和48.6%。三是外资大项目持续落地。1亿美元以上外资大项目到资占比68%，埃克森美孚、宝马、丰田、英伟达等不少跨国公司不断加大在华投资，加快在华布局。

　　宗长青表示，今年以来稳外资工作成效好于预期，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二是得益于应对疫情稳外资政策的持续加码。三是得益于对外资企业服务保障力度加大。四是得益于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新的《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今年正式实施，全面取消商务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变更的审批和备案，外商投资实行信息报告制度，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升，外商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趋好。

　　刘向东表示：“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之一就是制度的开放和创新，比如我们实行的负面清单和一系列减税缴费的措施。这种给外资企业降成本的行为就是在对冲劳动力和土地环境成本的抬升，使得日企等外资企业能够通过我国政府一些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化行为，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盈利，从而继续留在中国生产。 ”

　　刘向东认为，中国的市场也具有对外资企业的巨大吸引力。“如果外资企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那么中国民众无疑是会选择购买的，就好像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丰田或本田的汽车。”刘向东称，“总而言之，一是市场，另外一个就是引导外资企业降成本的政策，使其能够对冲其他成本的上升。”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