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先生，近期受邀在华中师范大学作了两场主题报告。楼劲先生善于把握历史研究中的大问题，解读古代政治文明进程、制度建设和思想演进，报告“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和“贯穿于魏晋南北朝的诸多发展周期”都是这种历史大视野的展现。他的报告时常闪耀出思想者的光芒，颇能助益史学研究和后学成长，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以下是第一场讲座的内容。

　　西汉时期革命论的退化

　　近代以来，“革命”大兴。晚清时期，康有为开始强调儒家学说中的革命理论借以改变困顿的局面。建国后，受晚清革命思潮影响的蒙文通（廖平的弟子）写了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重新提到了革命，但此“革命”与晚清时人说的革命已大不相同。改革开放后，一些新儒家重新翻起汉代公羊学中的革命思想，比较著名的有刘晓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论》。这些论述多是从思想史家所熟悉的路向进行的，但有一个共同的缺憾，那就是具体历史时期与革命相关的事态，或在革命理论指导下发生的事件，都在他们的研究中被清除掉了。如果离开这些，我相信对于古代的革命思想和理论，我们是不可能得到深入研究和理解的。于是我开始致力于梳理秦汉以来革命理论是怎样对话与演变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叫《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

　　那么，为什么要写汉代革命论的退化？众所周知，“革命”一词来源于儒家经典，《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在夏与商的更替是商汤革命，在商与周的换代也是周武革命。这个言论古人笃信是孔子的言论，汤武革命就是说人民有起义抗暴的权利，这是历来儒家思想强调革命的源头时必须引用的话。汉高帝刘邦奋起推翻秦朝，最后攫取了共同推翻秦朝起义者的果实，这些人都是六国贵族，都有很深厚的源流，刘邦和张良采取和打起的旗帜就是标榜革命，他们自称是革命推翻暴秦，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当时革命的功臣都得到了好处。至汉景帝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讨论，辕固生和黄生的讨论，即人们可不可以在面临暴政的时候革命，这个讨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对汉景帝而言，他正面临着一个政权是否由革命转向保守的问题，从革命的集团是否要变成一个执政的集团的问题。讨论一开始集中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继而转向批判高祖的革命时，黄生他们说不行，这是犯上作乱；辕固生他们说可以，汤武革命是趋天时顺民意的。反对之声异常强烈，但真的要质疑高帝革命的正确性吗？讨论进行不下去了，于是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讨论学问不讨论革命的话不叫没有学问，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是不能争论的。此问题实际上一直都在争论，直至汉宣帝时期，开始出现汉家应该让位的说法，讨论革命到底可不可以在后世用来改朝换代。

　　总的一个背景是，自战国以来，革命的反对之声是越来越大，所以革命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向是退化的。它的正当性的条件越来越多，一个仁义的君主是不能杀人太多的，还要有天命的赋予，物象条件、祥瑞等等，家世也很重要，汉代就是尧的后裔。通过这些手段来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革命理论本身就在退化，革命的性质受到重重限制，限制为一般的改朝换代，凡是改朝换代均可称为革命。甚至改制也称之为革命，这就失去了原来汤武革命所说的人民有权反抗暴政进行革命的含义。一般的小人是不被允许革命的，这个过程也与汉代纲常伦理的思想确立过程同时展开。因为自秦汉魏晋以来，建立王朝最重要的一种理论形态就是确立纲常。这种纲常一旦确立，革命就很困难。革命的理论就退化了，它无法坚持原来的革命性，“把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变成了一家一姓坐庄还是下庄的庸碌游戏。”

　　近期发表的《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是第一篇文章的继续。革命理论的退化导致了一种客观结果，即到了汉家天命已终，应该禅让予贤人，于是王莽采用禅让的方式来获得政权，完成朝代的更替。这是革命理论退化的结果，也是禅让理论发展的结果。这两个是相互关联的。但王莽的改朝换代成功了吗？他身死名裂，为天下后人所笑。所以从秦汉王朝建立以来到东汉末，王朝的根本体系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王朝怎么合法完成易代？一个政权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就称不上成熟。汉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成功到汉代思想家们全心全意神化这一体制，神化这一体制的各种原则，他们真诚而倾尽全力地歌颂当时体制的一切，直至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认为，生活中的政治秩序、基本生活伦理是和宇宙天道完全符合的，如果宇宙天道不变，他们的秩序也不会变。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一段时间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气象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爱戴和支持。汉代的成功还表现为，司马迁写《史记》时，匈奴人的传说已经是夏朝人的后代；到汉末时，拓跋族已经说自己是黄帝的后代，所以说这种体制是相当成功的。但它还没有解决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政权如何合法更替。

　　我要讨论的恰恰是体制的合法根基问题，以及这种合法根基问题所需要的理论上的原理和准则。魏晋以来，屡屡通过禅让来完成易代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把原理和准则巩固了下来。汉和曹魏之间的更替是禅让完成的，曹魏与西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唐，都是用同一种方式来完成易代。近400年历史当中，主流政体都用这种方式来完成易代，使得这种方式习惯化，同时这种方式所代表的思想，代表的政治原理，代表的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套路也巩固下来。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头等大事，中国人完成了王朝如何更替的理论和实践。

　　战国秦汉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形成期，也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理论的奠基期。尧舜禅让和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传说记载，就是这一时期逐渐排除杂音异说而趋于一致的。当时归纳王朝合法更替的基本模式有二，即要么如尧舜禅让，要么如汤武革命。而围绕两者利害和价值高低的讨论，则开启了这两种模式不断蜕变、合流的趋势。汉代以来，“革命”的抗暴举义内涵遭忌惮而被不断抽弃淡化，“禅让”渐被视为政权得以和平过渡的最佳方式。至魏、晋模仿王莽所为，相继以禅让完成易代而仍称革命，遂使禅代——“禅让革命”作为一种新的易代模式被确定了下来。这种禅让方式用400年的时间得以确认，在汉唐时成为主流政体使用的理论，五代以后仍在使用。而少数民族政权则不适用于这一理论。

　　汉魏朝代更替号称革命，实为禅让。此革命，已经与汤武革命之革命相去甚远，近乎是易代的别称。革命易代已经成为惯用术语，把革命视同为禅让，没有犯上的色彩，只有简单的易代，强调的是顺应天命合乎民意，是一派普天同庆的祥和。现在的禅让已经不是以圣传圣了，接受这个位子的雄主或霸主，可以把他歌颂为圣人一样，可是传位给你的末代皇帝，绝不会说他是一个圣人。所以说当时实行禅让是有漏洞的。这个漏洞就需要用革命来弥补，于是强调受禅者终结了乱政，有拨乱反正之功。这种以革命举义为禅让辩护的套路，反映了禅让模式及相关观念的深刻变化，同时它渊源有自，从魏晋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强调前朝的黑暗腐朽来论证当前禅让的合理正当。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中，尧舜禅让的基本原则与政权和平过渡的价值是被公认的，但汤武革命象征的举义抗暴的传统并未丢掉，因为它仍然与某些现实要求合拍而被强调。

　　在今天看来，这种模式面临的疑问主要有二，一是随着时代发展禅让模式不可能以圣传圣，尧舜禅让本来是圣王在公天下前提下来传授大位，后世既然要禅让易代，就必须在政治原理上接受天下一家，反之则不可能以圣传圣。在王莽时，为解决此问题，将高祖神灵请出，让高祖的神灵托应在一个人再转告给他。这个方法很令人怀疑。后世曹丕不愿意如此效仿，曹丕让献帝直接传位给他。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再行禅让，就必须要做更有利于当下的合法性论证。就不得不在理据上做出一系列调整才能抵消怀疑，办法就是用革命抗暴平乱的大义为公、天下让贤理念做支撑。肯定公天下让贤适用于后世，同时用革命抗暴的理论大义为其服务。第二个问题，引入革命大义固然是有必要的，但现在必须解决与汉代以来空前明朗的纲常伦理的关系。革命与纲常伦理是矛盾的，如何解决？要协调好引入革命大义但要避免革命的威胁。所以折中统一之道一方面依然采用汉代的办法，一方面百般限定革命的前提和方式，尽可能消除百姓动辄举义革命的威胁，另外还要更加强调禅让革命的准则和帮助实现的价值，用和平的过渡来完成政权的更替。

　　如此解决是有一个好处的。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每一个继位之主，除了司马懿外，其他臣跃居为君都是寒微之人崛起于末世，他们要冲破整个易代的阻力特别需要禅让和革命理论，引入革命大义论证他的崛起易代，是水到渠成的，对他而言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易代社会就不能发展，在历史发展的关头一个王朝需要不断自我改正，但这种改正不见成效或没有意义，老百姓就不会给他机会，只能改朝换代。历史经常面临如果不易代，社会就无法从旧秩序中解脱出来，那么易代如何合法进行就有了重大的思想和现实意义。于是要修正禅让和革命的理念准则，使之相互兼容，构成一整套体系，使禅让为朝野所控。刘裕宣扬他的革命是在延续东晋的天祚，刘裕对东晋而言已经是仁至义尽，这为他的禅让进一步提供了合理性。以刘裕拯救晋室的平乱义举来强调其臣节已尽和实行禅代的正当无愧，其背后的逻辑正是司马氏已尽失天意民心，虽竭力挽救仍是枉然，是以君臣之义已全来论证取而代之的合理。

　　抗暴革命与君臣大义协调起来的套路，不仅成了汉代以来举义抗暴的尖锐性不断退化的趋势，更明确了维护王朝体制的根本伦理秩序的功能，革命成为维护王朝的基本功能。经此演绎的革命，已定位为王朝体制在危机下突破易代僵局的一种机制，是末世乱政之时面临王朝可否更替等根本问题的可取选择。而这显然是整个社会纲常已立，王朝更替渐明，革命前提和方式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被重重设限的结果。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那些最根本的秩序。正如董仲舒所说的“道”，这是对革命理论巨大的改造。用革命为禅让辩护，同时接受公天下让贤的模式，把革命和禅让嫁接一起成为“禅让革命”的新模式。

　　石勒为什么批判禅让不够“光明磊落”？

　　魏晋以来的历次禅代，即是在这些已被修削嫁接的“革命”“禅让”理念的指导下展开的，其具体的程序亦是对此的体现和确认。所以说这一时期的革命，都是有一定的程式的。以前大家印象中的都是“厚黑”的套路，这些套路有：封土建宗庙、社稷，定世系、国号，来表明自己渊源深厚，有土有王有国有家。汉代有“无土不王”论，革命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土地。加九锡，治教刑事足为典范，以期说明功业德泽无以复加，要让他摄天子位，或行天子之仪。这表明他虽然还未做天子，实际上已经在管天下了。这些过程都基于革命举义、定难平乱的伟业，都是要体现他的禅让合乎古圣王传统而名正言顺，是大势所趋众心所向。以上是高度程式化的，每一位禅让的霸主都要做这些事。

　　这种重复，很容易使人厌烦，但确实遮蔽了权力更替特有的精彩、残酷和跌宕起伏。比如石勒，就认为禅让不够“光明磊落”。但我们回头想想，石勒为什么会这样做？石勒曾一度打到长江边上，差不多要渡江了，结果突遇暴雨，没法前行，困顿不堪，他很想与东晋讲和。石勒与谋臣张宾商讨，张宾说：“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还相臣奉乎！”石勒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也就没有资格谈禅让，只能革命。石勒讥笑曹操欺负孤儿寡母，不够磊落。与完全赤裸的“丛林法则”相比，与动辄失范僭越的权力更替对照，这种所谓的虚伪，这种把一系列权力更替通过高度程式化固定下来的过程，难道不正是人类政治文明共同的杰作吗？

　　直至今天，我们还是离不开选举制度，还是需要有程序化的过程。尽管禅让确实有不够磊落、有虚伪的地方，但与完全赤裸的丛林法则相比，要肯定其为王朝合法性理论与实践的长足发展，这是华夏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仅把问题置于权谋诈术的层面，将之一概归为欺狂天下的掩耳盗铃之举，那就难以解释其相关程序在四百多年中的反复出现；我们厌弃或漠视这种易代模式的内在义涵，自以为看透了其权斗底蕴，说明的不仅是肤浅和傲慢，更是今人对规则和信念的缺失。没有规则感就会认为一切程式化的东西都是虚伪的，其实不然，将基本的原理和理念程式体现出来，强迫每一个政治人物按规则做事，而不是纯粹比拳头谁硬的野蛮之举。因此，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大同小异，是因为汉代以来的社会整合已经逐渐铸就了朝野上下均难逾越的统治合法性原则，禅代程序既与之兼容又强化了易代的规则，其权力更替无非是因其原则难违而须循规蹈矩，因高度程式化而平稳过渡。这表明王朝体制在最为尖锐复杂的易代问题上有重大进展，是禅让和革命内涵刷新、修正协调后仍然具有的严肃性。此内涵意义非常深远。

　　“天下为公”：在“家天下”时期落实“公天下”原则

　　以禅让完成易代，必须肯定天下非一家一姓，又必须接过选贤举能，大位唯有德者居之的传统，这两个方面自尧舜禅让说诞生之时已不可分割，后世一直在尚公、崇让等观念中表现。自战国至秦统一形成了一种政治理论：三皇时候是公天下可以行禅，五帝时是公天下也可以行禅，三代是家天下不能行禅，只能革命。战国末期，唯有燕国实施过禅让，但引起了内乱，有很多国家讨论过禅让，但没有实施。在秦始皇统一后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担心未来易代之变，最终定为家天下。到王莽时，打出“天下为公”的旗号，就是把公天下原理放到家天下来做，要在家天下时期确认天下非一家。中国古代的政权，严格地讲不是一个家天下政权，因为在桌面上从来都是肯定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中国的王朝也不像越南人的阮朝、朝鲜人的李朝，不是以皇帝的名字姓氏命名，而是以封国来命名的，与无土不王论联系在一起。

　　公天下原理的明确是继承了战国以来的讨论，到汉魏之际有重大发展，在王莽时期实现。魏晋以来真正以禅让开始易代，而且延续四百年，基本上都是这样做。公天下的原理适用于家天下时期，这才构成了禅让革命的理论基础，没有承认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无法行禅让之事的，所以当时的历次禅让对此公理非常清楚。“天下为公”的言论多被鄙为虚饰之论，不外是因人们先已认定其不过是为篡位谋逆张本，以致无视了事情本身和这些理论、规则的严肃性；忘记了末世乱政之际改朝换代的严肃性，公天下原则的普适性，也改变了后世所谓“家天下”的内涵。魏晋时，这些均已从理论付诸实践，自此成为历代志士仁人在王朝更替和统治合法性问题上坚持的原理。一旦否定了这点，也等于说凡易代都是篡位、谋逆，也封闭了通过易代使整个社会走出困境而获更始的可能性，也等于肯定了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只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选贤举能”才有可能通过易代使社会发展。

　　在专制皇权和纲常伦理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家天下时期，不举起尧舜禅让的旗帜，不凭藉它所代表的公天下传统，就无法与“朕即国家”之类的观念抗衡，也谈不上易代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所以贯穿禅让革命的基调就是一定要尽可能地塑造现世禅代者犹如尧舜等圣人形象，用九锡、封王、用天子仪、再三劝让等各种特定寓意的程序来象征和体现他登帝位是合乎“唯有德者居之”的公天下准则，以尽可能减少王朝更替的阻力，使易代和平实现。具体的做法有很多，有一个原则，一定要强调前朝是一个正统王朝，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正统相承的王朝合法性。同时要强调末代皇帝的黑暗和腐朽，前朝建立之初是获得了天命，但到末期已经失去了天意。要以抗暴定乱的革命大义，为家天下时期再行禅让提供辩护，这本身即意味着两者在合法性前提下趋于一致。

　　17世纪以前人类文明证明民意的方式

　　“顺乎天而应乎人”成为禅让和革命合法的共同标准，这一点的明确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禅让与革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而其实质则为一致，即所谓“应天顺民，其揆一焉”。禅让和革命的原理相互渗透，已经成为当世禅让是否合法的基本判据。正由于此，在禅让革命模式的应有节目中，除前面所述彰显公天下让贤原理，体现新主公的有同尧舜而得仿行禅让之事的部分外，又不能不用呈进灵征、再三劝让等节目，来专门表明其易代亦如汤武革命为天意民心所向，才能在讲究纲常伦理的时代构成禅让革命合法性论证的链条。从禅让和革命所寓原理的协调、折中，到两者的合法性判据一并落脚到顺天应人，可说是“禅让革命”模式的内蕴逻辑，也是对战国秦汉以来王朝易代和统治合法性论证的历史性总结，理当视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及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划时代成果。

　　纵观中外历史，确认公天下让贤理念使用于后世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家天下时期确认公天下的原理是了不得的事，可说每个统治者都会标榜自己是为公的，标榜自己有很高德行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未遵循公天下原则。所以无论公天下让贤的准则还是民本的观念，它们本身并不能保证在位者替天代行民意，也无法阻碍统治者肆意粉饰自己为公有德。因之只有进一步肯定人民有权反抗暴政，进一步确认天怒人怨之时，被统治者可以革命的合理性，才可以防止并有途径来驱逐现实当中出现一家一姓无德之治。唯有如此，选贤举能的原理才能圆满，整个理论才能自洽有力。魏晋以来对禅让在顺天应人上“其揆一也”的确认和强调，实际上也为各种方式的易代明确了合法性论证的共同基点。

　　但易代理论顺天而应人，就遇到天与人协调的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民意的证明一直是个难题。直到近代，发明了选举、投票的方式，才找到了基本证明民意的方式。在17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些部落“陶罐投豆”进行原始的选举，但这种方式归根到底不是证明民意的方式，而是集中意见的方式。对民意完成证明的方式，需要对人口统计、社会基层组织、选举组织等有相当高的技术才可以实现。民意难定，使得顺天应民容易分离。儒家学者很早就提出“天意自有民意”，如果出现民意与局势对立的情况，则会更多强调天意。东汉魏晋以来一直在讨论二者的关系，更多的偏向于天。但我们要搞清楚，他们所说的天意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内涵？在不否定天意自有民意的前提下，他们肯定合法易代需要顺天应人两者缺一不可的条件。

　　他们追求的天意是一种无疑义的民意，在动荡的政局中，有人拥护晋、有人拥护汉、有人拥护曹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天象、祥瑞等征兆来确切证明大部分人的看法。登位后要告天的仪式也说明天作为权力本源的解释在当时是被认可的。各国鼎立时期，由天象证明谁是正统是不可取代的方式。比如天象表明有人道路受阻，南方道路没有影响，但北方的确出现这种情况。此时南方统治者会特别在意，在魏晋时期的记载屡见不鲜。南北各方政权都非常注意这种征兆。总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天人关系认知框架下，易代之际参差不齐或不免对立的人心所向，实际上只能借助于看似中立而征兆确切的天意来加以统一，因人而变的天文，要在指示一种根本无疑义的民意。

　　魏晋南北朝为解决顺天而应民这一难题找到了“道”。在汉代以来的神学运动当中，以神化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人作为标志。这个逻辑是圣王之道一定合乎天意，也合乎民意。“顺天而应民”的理念落实到合乎圣王之道的政教措施上，为贯彻圣王之道而实行改制。这种“道”比造作的歌颂或谣言更为可靠，人民可以获得更多实惠。这种论证的道理是明智的。在17世纪以前，人类还无法做到统计民意，采用对民众有好处的政教措施，同时证明天与人的协调，这种策略无疑是高明的。轻徭薄赋，重视礼仪，修建学校等等，由此而得民心、得天意。

　　“禅让革命”的出口

　　但也有一个问题，在行禅让时有一个基本套路，行禅让不能改制，要承认前朝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要对前朝的制度基本上保持稳定。而实行合乎圣王之道的政教措施就需要改制，改制与禅让之间又充满矛盾。曹魏初期，群臣与曹丕就有一番议论，无以改制，不足以易代成功。曹丕没有改制。到魏明帝时，又一次有改制的议论，明帝决心改制但中途中断。在西晋类似的波折再次发生，也就是说在逐步解决这一矛盾，一直到了南北朝后期才得以解决。这一方面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朝）的影响，一方面是不改制就无法证明天意和民意的理论影响越来越大。

　　不同的朝代就要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要有不同的正朔。乐律与正朔一样是牵动面很广的举措。正朔是官府颁布的历法，根据天地规律确定岁首，岁首决定了月令，牵动面很广。乐律直接关系到度量衡，古代度量衡都是根据声律来定的，度量衡一变斗、尺、丈、建筑规制等都随之改变。梁武帝时期确实意识到新一代王朝制度的建成要改律。在魏晋南北朝后期，礼制、法制到官制等基本政教制度在梁以前改动很少，梁以后则通过改制完成顺天应人的路径已经占了上风。这也说明禅让和革命两个理论构成的统一体，禅让的一面由强变弱，革命的一面由弱变强。这预示着唐代以来禅让制度要进一步蜕变，“禅让革命”的模式逐渐向重视革命改制的方向，这与北朝改制的传统关系密切。

　　报告及问答回应环节中，楼劲先生多次提到古代王朝怎样合法完成易代问题的下一步研究计划，也就是“北族革命”问题。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没有办法行禅让，一般标榜顺天而应人，举起汤武革命的旗帜。例如清朝也是采用相应的道路，修明代帝陵、安抚汉族士大夫，直到康熙乾隆都在做这些事情，都是要把自己的论证纳入到顺天应人的位置，最后还是采取合乎圣王之道的政教措施。传统的政治伦理对政治家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可见一斑。（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