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楼劲先生，近期受邀在华中师范大学作了两场主题报告。第二场报告为“贯穿于魏晋南北朝的诸多发展周期”，脱胎于楼劲先生当选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的会长致辞，以及近期他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史发展的总结和前瞻。

　　魏晋南北朝史的三个增长点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各个专业学会尤其是与史学相关的各个学会，每个会长上任时都有一篇会长致辞，这个会长致辞就必须交代他对本行业的基本看法。中国人去了解美国的学术的话，会长致辞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参考，因为它通常都会揭示出美国这个行当当中，这一段时间人们集中在考虑的问题。我在三年前被选举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那一届年会的论文集叫《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我把为论文集写的那篇序当成我的会长致辞。今年年初的时候，《光明日报》希望我组稿展望一下近年魏晋南北朝史的增长点，可能最有希望的研究方向，我所展望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从更大的历史纵深来考虑魏晋南北朝史的种种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史学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当中一批杰出的专家，他们一开始研究的都不是魏晋南北朝，像陈寅恪先生最开始研究的是西域南海史地，唐长孺先生一开始研究的是唐史，这些最有学问的学者最后都集中到了魏晋南北朝史，从学术史上来说可以问一个为什么。他们确实不约而同地认为魏晋南北朝史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某种枢纽，他们可以从各时代来开拓魏晋南北朝史，而且发现很多问题如果不通过魏晋南北朝史可能很难得到准确的解释。所以最终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其中，也奠定了我们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这些最有才华的学者开创的路子长久地影响了学科的发展。这个事实印证了魏晋南北朝史可以从中国史的各种角度来加以考虑，这是它本身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种种个案和现象必须从更大的纵深来考察，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向。

　　第二个有希望的方向是精神和知识的世界。魏晋南北朝的精神和知识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我们以往的研究太欠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目前来说魏晋南北朝史有两大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史料，不是碑刻，不是考古，而是大藏经和道藏。在这个时期道教完成了根本转折，因为道教原来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从五斗米道、黄巾起义来看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但是经过汉代对于黄巾起义的镇压，经过曹操对五斗米道的镇压后，道教转型了，开始追求长生，神仙之道，开始进入个人修行，开始为统治者服务。到了北魏、唐朝、宋朝都已经是国教，这是道教发生根本转型的过程。至于佛教，魏晋南北朝正是佛教传入以后蓬勃发展完成中国化的关键时期，而我们以往的研究，关于这些宗教对社会的作用是相当的隔膜，搞宗教史的，搞佛教史的，搞道教史的，跟搞中国史的人相对是有隔膜的，他们似乎被局限在宗教史这个领域当中，我们都忽略了这两种宗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性质，对于当时的整部历史发展是有根本深刻、无比广泛的作用和影响的。

　　举个例子，在东晋和刘宋时期有个著名的佛教高僧叫道生大师，那个时候佛教《大涅槃经》还没有传入中国，道生大师孤鸣独发提出人人皆有佛性、物物皆有佛性，这个命题他是在建康龙光寺促膝讲学时提出的，在当时的建康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这个不符合佛教教义，他在建康无法立足，被排挤到了庐山。“人人皆有佛性”的命题很显然是受到了建康儒玄佛密切交流的影响，道生应该是从《庄子》“道载万物”当中获得的启发。他在离开建康的时候发誓：如果我的这个命题确实不能够成立，那我当身患恶疾而死；但是如果这个命题是合乎佛祖教义的话，那么我死的时候就会坐在狮子座上。他在庐山讲学的七年中，《大涅槃经》传入中国，上面果然有“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在建康排挤他的那些众僧们羞愧交加，他正式在庐山讲“一阐提人皆可成佛”，伴随这个理论开始崇尚顿悟。中国佛教后来最重要的两个特性，一个崇尚顿悟，一个崇尚人人皆可成佛，众生平等。后来他在庐山讲“一阐提人皆可成佛”和“顿悟”命题的时候，讲到半途，手里的珠帷突然掉尽，去世的时候就是坐在狮子座上。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军阀等级十分森严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强调“人人皆可成佛”，实际上是强调众生平等，是一个革命性的言论。佛教的各种法会确实是容纳黑白各界信徒在里面平等交流的，本身就有冲破门阀制度的内涵。道生大师的学说很快就风靡建康，继而风靡整个北部中国。道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北去长安师从鸠摩罗什，是鸠摩罗什门下四位最杰出的弟子之一。鸠摩罗什本身就是大乘佛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人物，所以道生大师的人生经历显然也得益于鸠摩罗什的大乘佛学，所以他凝聚了当时南北佛学的精华，《大涅槃经》传入以后他的学说迅速风靡全国，风靡南北，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拿这个事实可以联系在南朝刘宋以后门阀制度的崩溃呈现加速之势，在北朝孝文帝以来整个民族的融合进程呈现加速之势，跟这种人人平等，没有种族，没有门阀这种学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揭示出来了。对于中国人的道教，佛教不能仅仅局限于宗教史来考察，它绝对是构成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性格和中国史的最基本的部分。所以从这种考虑出发，我认为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在魏晋南北朝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现在远远的没有揭示出来。

　　知识世界方面。目前所知道的中国人在我们今天称为自然科学或者科学领域的各种成就都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定型的。比如说九章算术，如果没有刘徽的注就不可能留存，所以中国算术的基本框架不是九章算术而是刘徽注。还有天学、医学等。如果我们离开了知识世界，比方说现在日本人提出了“东亚世界”的概念。“东亚世界”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受到古代中国的影响，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汉字，第四古代科技（算盘、星官图等），还有日本叫的“汉医”。所以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的认识依然是很浅的，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第三个方向是史料开拓。魏晋南北朝史确实是一个在历史上最色彩斑斓的、最具多样性的一个时代。它里面有很多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碰撞得很激烈。这些特点使得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就需要运用和调动多种手段。一向都说魏晋南北朝史史料匮乏，仔细想想二十四史当中魏晋南北朝史共十二组，占了一半。但是这些史料的篇幅不大，一个中等资质的学者花十年时间可以熟悉所有的基本史料，从而开始自由的探索。正因为这个条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必须在史料的运用上更为考究，必须熟知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凡是能利用的手段都需要利用，因为基本史料就在那里，没有更多的发现，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新的东西就必须讲究读书的方法，去发现新的问题。

　　中国史上的“大事节目”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集中体现在这个时期独有的显著现象。中国史有很多“大事节目”，在各个领域都还没有充分揭示出来，但是已经揭示出来的也不少。魏晋南北朝史的“大事节目”有门阀士族、均田制、三省制度、北族汉化、法律儒家化、佛教中国化、古文经学、文学自觉等。这些“大事节目”基本上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从定型、展开到消退、终结的一个发展周期。

　　门阀制度是导致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门阀士族最早是在东汉形成的，一部分家族在汉代以来形成的统治模式之下可以优先得到资源。它的瓦解在唐代，但还很有影响，唐代所有的士大夫的言行举止都是从六朝门阀那儿来的，李白、杜甫都把它们作为楷模。跟门阀制度最重要的时期相始终的基本制度九品中正制正是从曹魏开始到唐宋结束，后面的就是余波、尾声了，它最重要的时期已经完结。接下来也有大族、望族、累世为官的家庭，但都不是门阀。

　　均田制是国家大规模地干预劳动力和土地的配置关系。国家如此深入地插手土地关系，明确的应该是从曹魏屯田开始。当时千里饥民、大片荒地，国家不能不出手大规模地干预土地与劳动力的配置。真正开始定型是西晋的占田制，均田制最典型的形态是在北方，在北魏。从道武帝时期的计口授田到孝文帝太和年间下达的太和令，再到北齐、北周、隋代的开皇令，再到唐初的武德令。到武德令时已经大大的蜕变了，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配置的干预力度已经显著弱化，土地可以自留，有些田可以自由买卖，整个宽乡狭乡的调解实际上是对于现状的承认。所以到武德令时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全盛时期，进入尾声。国家大规模干预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土地生产资源跟土地配置，这个最重要的周期也是在魏晋南北朝完成、终结的。

　　三省制度。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中书谒者令，到东汉的时候“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中书门下称省，然后又与尚书并列并置，这是在魏晋时期，从此开始了这三个最高决策机构之间相互牵制和协调来决定国家大事的体制。司马光对三省制有一个很重要的评判，说三省制度形牵于魂，行政效率不太有效，老是打架。所以到唐初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事，这样就形成了政事堂制。政事堂制是对三省总的协调机制，但是政事堂一旦形成，原来三省相互协调相互牵制决定全国政务的精神就已经消亡了。实际上，政事堂直接指挥六部去全面控制全国政务。在政事堂制度框架下，明清时期的阁部制度已经形成了，所以说三省制度的发展也是从魏晋开始到唐初三省精髓消亡，这个周期就完成了。

　　北族汉化是中国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许多问题都是从东汉羌胡大量内徙开始形成的，但是真正可以作为北族问题爆发的标志是五胡入华，北族开始在中原纷纷建立政权。汉代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它留下了民族问题这个大问题，并且在汉人对匈奴的战争当中强化了。我们知道孔孟的民族关系学说，是在春秋以来尊王攘夷的背景下形成的，他们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一来中国就没有办法处理四方来服的不断内徙的民族，在这种思想下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问题。向往中原或者说向往华夏生活的民族要纷纷内徙，匈奴都把自己说成了夏人的后代，你要求他们是不可融合的，这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这也是导致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也是从魏晋定型展开，到唐初消退、终结、完成。

　　佛教中国化从中国人可以出家开始。因为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都是西域人在那相信，朝廷不予干涉，但朝廷不允许中国人出家。到了西晋，这才开始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开始一个本土宗教的过程。到了隋末唐初，禅宗、天台宗、法华宗这些完全属于中国本土的佛教宗派开始形成，我们公认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性的现象。所以日本人说，东亚世界的特点是佛教，我们还可以给他补充一句是“中国佛教”，是中国人的佛教，不是原始意义上的佛教。可见佛教中国化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它最关键的变化过程。

　　古文经学是从曹魏开始正式立于官学的。廖平对今古文经学有一个最好的表述：汉代的今文经学是官方的经学，古文经学是民间的经学。曹魏所立的博士大部分都是古文经学，这是古文经学从民间转入官方的开启时期。唐太宗下令让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到唐高宗时期这个工作基本结束，最后到唐玄宗时期又往里面补了三经，构成《九经正义》，那么这个运动也就结束了。一直要到宋代重新兴起宋学和理学，开始有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学自觉也是这样。

　　魏晋南北朝确实是中古史上大量大事的关键时期，开始了它的发展周期。对于这些周期，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是熟知的。文学史界熟悉文学革命的发展周期，宗教史界熟悉佛教中国化的周期，土地制度史的学者熟悉均田制的周期，搞行政制度的人熟悉行政制度的周期。

　　不能很好地认识南朝，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北朝

　　我们可以概括各个领域研究者所熟知的周期的共同状况：

　　第一，尽管这些周期的具体来龙去脉各有不同，但这些周期明确的起止点大都可以定到魏晋。像文学自觉，从建安文学开始，曹丕以来众多文论的出现，专门就文而论文，那就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一直到隋和唐初，开始用进士科，也就是用文学取士，这个制度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周期。魏晋南北朝之所以作为一个时期，一个独特的时代而存在，就是因为这些周期的起始点都在这里，就可以用来界定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是有深刻的历史内涵的。

　　第二，这些周期与一系列重要的事态联动，它反映的是当时整个社会，整部历史的深刻变迁。像门阀制度，跟它相连的有门阀政治，就深切地影响到政治，影响到全社会。田余庆先生写过一部《东晋门阀政治》，他直接指出：门阀政治就是皇权的一种变态，到门阀制度结束，皇权又重新回归到秦汉以来发展的常态。占田均田制度是跟户调制度，跟赋役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又直接关系到兵源和军制。三省制度不仅跟朝廷的决策、行政体制的演化相关，也跟整个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跟整个行政秩序的变化相连。唐代以前的《职官志》或《百官志》，都是以长官为纲来决策，长官就代表了机构。到了两唐书的官志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尚书省令一人，副令二人，以机构为纲来决策，这种变化体现的是整套行政秩序的变化，机构开始具有法律地位，机构开始进一步行政化。所以三省制度的发展，同样是牵涉到整套行政体制，不仅仅是三省而言。

　　北族的汉化极大地影响了北方地区的人口、都城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它势必会引起历史的一系列变动。比如说它对南朝的影响，今年三月在南京开会时我提出一个命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关系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南朝，那么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北朝，反之亦然。大家都知道，从唐长孺先生提出南朝化以后，南朝的研究要领先于北朝。田余庆先生写《东晋门阀政治》，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说，南朝门阀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北方民族融合一浪高过一浪，纵观这段历史，历史的主流在北不在南。他当然是立足于隋唐是在北朝基础上建立的这个基本史实来下的断定。从此北朝史的研究开始崛起。这二十年来基本上都是在田余庆先生的号召下，北朝史非常繁荣，南朝就显得没落。每次魏晋南北朝史的会，甚至是六朝的会，大量的文章都是北朝的问题。我在三月份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建康在当时整个东亚世界精神领域和知识领域的领袖地位。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南朝，不能很好地认识六朝时期的建康，我们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北方的洛阳和整个北朝的事态，反之亦然。实际上北方的民族融合，或者说北族的汉化跟南朝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南朝对它很重视、很关注。梁武帝为什么崇佛？那是因为北方的佛教正处在最高峰。如果他不崇佛的话，大量的南方信徒就会心向北方。

　　第三，这类周期的展开和完成，永久地改变了它所涉领域的面貌和今后发展的基础条件。像门阀士族，虽然已经衰落，但是它所代表的家族伦理和身份的内涵，它所在知识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崇尚，士族所代表的审美，这些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要件已经历经淘洗，后来深入到唐代诗人的心灵当中。由此看来，这些周期并不是单纯的一些头绪、线索，自始至终的兴衰起伏，而是随着它的后果和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刷新着历史。所以它到唐初的基本完成也就不是从偏离回归到某种既定状态，而是意味着新的发展机制，意味着新的时代。这些周期的结束，我认为它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回归，它已经完全变掉了，它的基础条件变了。门阀政治以后的基础条件跟门阀制度以前的基础条件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它的发展一定是一种新的发展。它开启的一定是一个新的时代。

　　刻画其他可能的周期和跳出周期

　　那么，除了上面我们已经概括的周期，应该说有待揭示、刻画的这类周期还有很多，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像山越和蛮族融入江南社会的进程，关键也在魏晋南北朝，也是从孙吴和山越的关系开始。玄学在曹魏后期正式风靡，达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最鼎盛的状态。但是一直到南北朝，它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孝文帝还是善于清谈的一个皇帝。南朝的那些皇帝无不善于清谈，尤其是萧梁后面这几个皇帝，都是非常善于清谈的。那么它的终结在哪呢？终结就在唐初修《晋书》，唐太宗为《晋书》写了四篇论，这四篇论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玄学祸国论”。当时的价值取向是倾向于否定玄学，到这个时候就结束了。这些现象都表明，这些周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对它加以总体的考量。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当年中国最有才华的一批史家，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像唐长孺先生都是“魏晋封建论”的拥护者。我们回头看魏晋封建说，它的合理内核在哪里，它揭示和强调了魏晋以来生产方式和人身依附关系等方面发生的转折，同时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理论出发，这就为魏晋开启的大量事态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显然是看到了众多周期开启于魏晋。而现在回头再看，日本学界关于“中世时代”，或者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概括，它的要害也是在揭示、强调门阀士族和与之联动的一系列事态，以此为中心来解释魏晋以来这类周期的起讫。所以我们得到的认识是，近百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理论方法如何变化，无论是顶层理论的设计还是大量具体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都离不开对这些周期的认识。而最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说主要是围绕这些周期的认识而形成的。

　　今天问题应该已经更加清楚，“魏晋封建说”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可以解释它的开始，但没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到唐初结束。“中世时代说”和“贵族制社会说”，一向都只为我们大陆史学界局部认同，我们从来都没有全盘接受日本人的“贵族制社会说”。因为这个时期的各朝毕竟还是专制皇权体制，这是田余庆先生写作《东晋门阀政治》最重要的出发点，也就是说贵族制社会还就是一个皇权变态而已，它本质上依然是专制皇权体制。更何况对这众多周期兴衰起伏的原因，或者叫所以然，如果只就内部的一两个来解释，肯定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它本身也在这些周期当中。只有跳出周期来寻找它们共同的基础，我们才可能对这些周期的起讫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基础，才可以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对这些周期要有一个总的考量，在研究魏晋南北朝事态的原因的时候，尤其需要考虑汉代以来社会和统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正是因为汉代以来各种资源更加容易留下的特定家族的格局和演化，构成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发展蜕变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汉代以来的土地兼并，各族内徙和相应的处理过程，导致了亟待魏晋解决的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其他各种周期大略都可以说是孕育于汉，扎根于汉代的社会发展当中。至于魏晋，就因某种标志性的举措或者事件进行展开，并且随着原有问题的消减和新问题的发生趋于终结。所以我们由此可得的基本认识是什么？在总结扬弃战国以来发展和秦制的基础上，汉代形成的社会和统治模式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奠定了汉文化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另一方面，自身积累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通过整套模式的调整完善来解决。我认为这就是贯穿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背景和原因。

　　正是由于汉代模式所孕育的矛盾的突出化，导致了汉末以来社会和政局的动荡不安，引出了魏晋以来明确标志着周期开端的一系列举措和事件。但如果不是按照调整完善汉代模式的方向来应对新的形势，而是朝着颠扑这种模式的方向来发展的话，那也就不会有这些周期按照自身要素和关系，持续呈现它的兴衰规矩。正因为人们是朝着完善汉代模式，克服它的缺陷，这样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才会有这些模式的终结。这就同时解释了魏晋南北朝既以战乱动荡，以鼎立争相而著称，又发生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转折的理由。那么，这些周期的基本完成，也就是汉代以来阶层、土地、民族关系、行政法律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知识领域，诸多问题的蜕变或者消解。而它继续发展的基础已经被更新，所以它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所谓“贵族制社会”的消亡，“近世时代”或者“平民社会”的到来，所谓“唐宋变革论”，所谓北族政权从“融合王朝”向“征服王朝”的演变，其实都是这些周期终结的必然结果。门阀制度消亡了，平民时代到来了，唐宋变革论就开始了，就这么简单。当然不仅仅于此，不仅仅是阶层问题，还有其他各种周期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上述周期完成的后续事态。所以就此结合以上所论，足见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定型展开和总结衰变，不仅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内容，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史的走向，决定了整部中古史前后期的转折。同时它汇聚了“魏晋封建说”、“中世社会说”、“近世社会说”、“贵族制社会说”、“唐宋变革论”、“融合和征服王朝说”等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构想和反思。这些基本构想和反思实际上都是因这些周期而提出来的，体现了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以及文明发展和统治模式的逐步变迁的历史轨迹，亟待引起我们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对此展开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讨论。（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