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十，在中部某省份的农村地区，一家服装厂打开大门，迎接工人们正式上班。格外醒目的是，工厂门口摆放着一个红底黄字的大幅招工广告牌。

　　这家工厂就在记者老家附近，这块广告牌从去年下半年就已经被摆在了工厂门口。但在八九年前该工厂刚搬来时，当地村民想进去做工，还要托人找关系。

　　这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近年来，随着大城市中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等各方面成本节节攀高，不少工厂搬至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地区。但如今农村招工也已不如以前容易了，除了大量青壮劳动力去城里谋生外，越来越多的妇女也逐步跟随家庭进城。

　　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失

　　记者老家附近，这几年大大小小的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厂里的工人多是中年妇女，这些留守农村的女性劳动力趁白天孩子读书时去工厂做工。此外也有年龄偏大或者体弱的男性，甚至还有不愿出远门打工的年轻姑娘。

　　上述服装厂在记者老家已是规模较大的了，但近几年工人数量逐渐减少。记者了解到，刚开业时，厂里有200多位工人，2017年也还有近200人，但2018年就差不多只有150人了。

　　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虽然2018年订单少了，但其实生意还可以，人变少主要还是不太好招了。

　　梳理下来招工难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劳动力的不稳定性。例如在老家照顾学龄孩子的妇女时间较为分散，难以满足工厂的要求。

　　一位在上述服装厂流水线工作的工人说：“村里大部分待在家的人都是为了照顾孩子，但在一般的小服装厂里工作，中午还可以回家烧饭给娃吃，傍晚可以在孩子放学时回家。而这个厂子比较大，一人一道工序，如果你回家早，就会影响其他人的进度，所以大工厂难招人。”

　　她补充道，小服装厂也是一个人一道工序，但一个人提前下班，可以把活给一些手快的人做，虽然这样也会导致出货慢，出货量就低。

　　此外还有生育二孩的因素，据记者观察，当地对生育二孩还是有一定热情的。2019年1月23日，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在统计局官网撰文表示，2018年，我国人口总量保持平稳增长，“全面两孩”政策效果继续显现。从生育孩次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出生人数和比重明显高于一孩。

　　另一方面，青壮男性劳动力去城市谋生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追随他们的步伐，向城市转移。

　　去年元宵节前，村里一位年轻的妇人就辞去了上述服装厂的工作，带着四五岁的孩子去当地省会城市和丈夫相聚了。虽然孩子转入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要5000多元，比老家高得多，但她并不后悔。

　　近年来，一些城市的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也逐步增强。例如记者老家的一位在北方和丈夫一起务工的妇女，虽然她儿子已经上初中了，但因为她所在的城市已经放宽了限制，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考，所以她并不担心过几年孩子去哪里高考的问题。

　　部分城市也在降低农民工的落户门槛。比如，东莞去年表示取消积分入户，放宽农民工等八类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左晓斯对记者分析，农村工厂招工没有以前容易这种现象可能会越来越普遍。“这些工厂就是看中了农村留守妇女既想照顾家庭又想赚钱的心理，才搬到农村的。但在一些乡村，这不是长久之计，妇女也会逐步跟随家庭进城。”

　　他补充道：“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少农村的青壮年和高技能劳动力会流向大中城市，弱一点的也会流向大一点的县城和中心镇。广东一些农村，很多老人孩子就搬到了中心镇，虽然他们在乡下有房子。”

　　农村大厂的应对之策

　　虽然上述大服装厂招人不如以前容易，但是当地不少人认为，小工厂招人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工厂规模相当于一个小作坊，所需要的劳动力较少，工作方式也很灵活，基本上能满足留守妇女照顾家庭的需要。

　　此外，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确在下降。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增长0.4%。到了2017年，数值略有回升，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增长1.7%，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5%，但仍大幅低于过去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更多的农民工还是希望回到家乡附近。

　　这也就要求有一定规模的工厂还需要在灵活就业、加强职业病的防护等方面多下功夫。

　　左晓斯还提出，企业要往人口密集的地方搬，经济程度越高的地方，人口的集中度也就越高。虽然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成本高，但企业可以搬到周边成本较低的地方，这样在产业链配套和物流上也较方便。

　　记者的一位熟人数年前就将工厂搬至湖南老家某城市的郊区，虽然如同全国不少工厂一样，招工难在所难免，但相对来说要容易不少。该市人口基数大，人口流出不多，为他们工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劳动力。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