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0月14日公布,获奖者分别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这或许是近年来噪声最多的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
仅就经济发展理论或随机控制实验(RCT)的方法“单项奖”而言,或许有更合适的人选,但获奖者的贡献恰恰在于,使用了较为新颖的、区别于一般均衡和数学建模的方法,并且研究了一直很重要,当前尚未解决,甚至对有些地区的人口来说,正在变得更为严峻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生死攸关,那就是不平等和贫困。
不平等问题的加剧
在理性人思维的钳制下,经济学家们被认为是“冷血动物”。他们开出的很多经济增长的药方并不奏效,所以又被称为是“江湖术士”、“江湖郎中”、“砖家”。所以,经济学家们应该少发牢骚,回到问题本身。这个问题就是,效率如何兼顾公平。
全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在持续上升。至今为止,世界收入前1% 的成人收入增长总额是后50% 增长总额的两倍。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近40年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中,最贫穷的35亿人口所分得的新增蛋糕的大小,只有最富裕的700万人的一半(假设全球70亿人口)。
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国家,这也是普遍现象,即使是最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如图2所示,至2016年,收入前1% 成人的收入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美国增长至20%。同时美国收入后50% 成人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20%下降至2016年的13%。
财富的不平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健康的不平等,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1980年至201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的预期寿命有所增长,而最贫穷的20%人口的预期寿命下降。令人震惊的是,贫穷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从3.9岁扩大到了13.6岁。
极端贫困问题的加剧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希望成为世界上最穷的5%的国家中最富有的那5%,还是成为最富裕的5%的国家中最穷的那5%?如果你选择的是前者,那么,恭喜你,你的平均收入只有后者的20%。
在最发达的5个富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0.4%,而在最不发达的5个穷国,婴儿死亡率是20%。研究还发现,在穷国,死亡率的收入弹性是6,也就是说,收入每降低1%,婴儿死亡率就要上升6%(Filmer & Pritchett,1997)。
贫穷就该死吗?当然不是,但贫穷让人失去了求生的手段。夺取婴儿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传染病:肺结核、痢疾、血吸虫病、麻风等,而导致这些传染病高发的原因又在于恶劣的生活环境、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缺乏……
199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到,每年有200万儿童死于腹泻造成的脱水,还有200万儿童被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等夺去生命;300万儿童死于细菌性肺炎;1.7~4亿儿童受肠道寄生虫的折磨……然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预防,或者是救治的。例如,10美元就可以减轻脱水的痛苦,15美元就可以接种百日咳、白喉、麻疹、破伤风疫苗等……
然而,救得了一个、百个、上千个、甚至是一个国家,能救得了全世界吗?历史上扶贫经验的教训是,缓解贫困需要的不是物资救济、金钱援助、控制人口、低息贷款,甚至也不是简单的直接投资和扶植教育,而是需要从微观个体的激励出发,从单一案例出发,从现实世界出发,因地制宜地设计解决方案。
世界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2013年的11%降至2015年的10%,反映了持续但缓慢的进展。在此期间,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人口数量减少了6800万,至7.36亿。但是,低收入国家和受冲突和政治动荡影响的国家的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
从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间,极端贫困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从近36%下降到10%。但在2013年至2015年的两年间,这一比例仅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总数一直在增加。2015年,该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到2030年,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仍将保持两位数。
这说明,过去的这些经济学药方,在有些地区起到了效果,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很多国家内部的贫困地区,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问题出在哪?本届诺奖的另一启示是,可能是方法论出了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上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主流的最优化和一般均衡方法因为缺乏现实解释力而备受诟病。
这或许是本次诺奖的另一层含义,研究贫困问题,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至少不能只靠经济学家在办公室里码代码,在黑板上解方程,而是要深入到贫民窟中去。在那里,你或许会体会到,一袋维生素的意义,可能大于一篇《美国经济评论》(AER)。所以,经济学需要更有温度。这或许是2019年诺奖的一个重要社会含义和现实关注。
方法论的重要性
班纳吉等三位获奖者所推崇的“随机控制实验”的一个思路是想将物理、化学、生物中的实验方法引入到经济学问题上。就像考察一种新的药品是否有助于治疗某种疾病一样,只需要将这种药品注入到小白鼠体内,观察病毒的活动情况,并做出推论一样。如果病毒死亡了,而且没有其他的伴生影响等,然后再反复求证,观察、推广……只是经济学面对的问题、开出的药方、求证的方法不一样罢了,但原理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方法。随机控制实验方法的一个缺陷是可复制性,以及与现有的一般均衡方法的可融合性。当然,能够融合当然最好,但笔者认为,就算不能融合,也不能否定随机控制实验方法的贡献,甚至不能算是它的缺点,自上而下方法得到的药方也有可复制性问题。
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有些药方更加关注效率,缺少对公平的关注,甚至还加剧了贫困,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恰好可以做到“精准扶贫”,两者相得益彰。我们何不这样理解,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解决了问题的90%,剩下的这10%,更需要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解决。
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美联储前主席马丁曾对一位访客说,美联储华盛顿总部的地下室里有一小群经济学家。这群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总部大楼里,是因为他们曾经提出过很好的问题;而他们在地下室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所以,罗斯福总统将他这一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视为不接地气的“数学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敦促美国人不要让经济学家掌权。
马丁的句话恰恰点名了经济学家的两个问题:一是问题意识,这是优点;二是自知意识,这是缺点。但是过去几十年来,优点不见了,缺点反而变得更加明显。个人的理解,对数学的形式化的过度追求和执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论,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除了理论建模之外,计量工具的应用也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为了应用这些工具,什么问题都可以拿来研究。比如金融分析师的脸部轮廓对于收益的预测性等。从学术上讲,当然是有意义的。工具很重要。但从问题意识上来说,贡献真的不敢恭维。敢问,哪位投资人会根据这个结论去投资?
一言以蔽之,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研究有两层含义:第一,问题意识,这是第一性的;第二,合适的方法论,而不是工具至上,将我们自己变成了工具的奴隶。
(邵宇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系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