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伟 发自北京

　　2002年9月4日，台湾“雷震案”发生整整42年后，得以平反。2004年，南京学者范泓写出了海峡两岸第一本雷震传记。此后9年间，他在原版基础上增补、修订，今年4月出版《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

　　留学归来，火速上升

　　雷震祖籍河南，1897年出生于浙江长兴县，19岁考取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期间，雷震在戴季陶和张继的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

　　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年届三十的雷震留学归国，在戴季陶的举荐下很快进入国民政府，先后担任法制局编审、编译局编撰、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等职。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为参议会议长，雷震为议事组主任。1940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出任秘书长。

　　对于雷震的火速上升，范泓认为，除了雷震本人的政治才干，戴季陶、王世杰等人的提携和蒋介石的信任外，雷震恰好赶上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需要。

　　八年抗战结束后，国内要求和平建国的呼声高涨。从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再到后来的“制宪国民大会”，雷震始终是穿梭于各党派之间进行游说协调的关键人物。雷震为人豪爽真诚、责任心强、交际能力出色，交友广泛。

　　与蒋介石的“蜜月期”

　　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会，商议办份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以挽救人心”。刊物名字系胡适所取。

　　10月22日，自大陆抵台第二天，雷震便全身心投入创刊工作，短短一个月后，11月20日，该刊的创刊号正式出版，当天下午便有人上门订购。

　　胡适虽挂名发行人，但此时身在美国，发行人的责任实际上由社长雷震代行，第一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聂华苓为行政编辑，发行部经理为马之骕。

　　此时，雷震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所办这份刊物自然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鼓励和资助，创刊不久，就有军方订户。此为雷震到台湾后与蒋介石的“蜜月期”。

　　1951年6月，刊物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评论政府采行金融投机做法可能导致执行人员借机敲诈，第一次与情治部门发生言论冲突。10月，杂志发表社论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并讨论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继而又对“党化教育”“青年救国团”等问题提出批评，导致政治部下令禁止阅读此刊物。

　　1953年，“总统府”下令解除雷震“国策顾问”一职;次年5月，这份刊物又刊发读者来信，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校内正常教育提出质疑，并指出“青年救国团”系非法组织。蒋介石震怒，下令注销雷震党籍。

　　“祝寿专号”加印13版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已触怒蒋介石的该刊物又推出轰动一时的“祝寿专号”，刊发胡适、雷震、徐复观、毛子水、王世杰、陶百川等学者文章，为“自由派人士向蒋介石建言之总计，言人所不敢言者”。

　　专号大为畅销，加印13版，引来党、团、军刊物集体围攻。遭全面打压后，雷震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提出希望促进在野党之间的团结，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反对党。

　　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该刊又连续刊发20余篇文章，其中《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一文，成为推动反对党成立的理论支点。

　　1960年，雷震等人密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草案(稿)》，宣布将在9月底成立新党。9月4日，国民党先发制人，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抓捕，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爆发。10月8日，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1970年9月4日，73岁的雷震出狱。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2002年9月，台湾当局公开为雷震平反，并出版《雷震案史料汇编》两册。

　　“历史研究一定要‘去文学化’”

　　时代周报：你做过记者，为何后来转向历史写作?

　　范泓：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报社工作，至今工作关系还在报社。多年做记者对研究历史有一定帮助，就是“去文学化”。记者要求新闻的真实性，历史研究更是强调“真实性”，即还原那些曾经被遮蔽或扭曲的真相。

　　时代周报：为何对1949年迁台的知识分子感兴趣?

　　范泓：1949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政治分水岭。我做当年“从政学人”的研究，是想了解一下，特定年代里知识分子进入权力后的真实状况，是不是就变成了政府的尾巴?本来是具有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里面是否就被吞噬或消解了?或者，是否被摆错了地方?比如翁文灏，他原本是个地质学家，后来让他做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他没有这个才能—当然，胡适也未必能胜任。王云五，管理商务印书馆十分出色，1948年币制改革时出任“财政部长”，就惹来金圆券风潮。抗战前后，许多人是在学术上有了成就之后才进入权力系统的。王世杰是著名法学家、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翁文灏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蒋廷黻是留美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陶希圣是北大著名教授，创办过《食货》杂志……这些人如果不从政，仍在校园内，是不是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报世救国的心态，总觉得应该进入权力圈为国家做些什么，问题是进去之后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还是阻碍了进步?知识分子如何处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关注当年从政学人的初衷。

　　时代周报：战后台湾自由主义传统似未断过，两岸知识分子是否存在整体差异?

　　范泓：我一直认为威权时代尚有空间，否则雷震主持的那份半月刊不可能存活近11年。战后台湾“自由主义”渐次兴起，是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思潮的延续和发展，以雷震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胡适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雷震则是火车头式的人物。70年代的“党外运动”从该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他们透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办政论刊物，不断推进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尽管身处威权政治，但宪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可以独立参选，可以办刊。

　　时代周报：如何评价雷震的历史地位?

　　范泓：两个方面：一是对言论的负责，即针对国民党在50年代施政弊病丛生提出批评和建言，直率抒陈所见，即“议政者”的角色;二是对反对党的落实，突破了自由主义“皆以思想上的启蒙为志业”的这一旧辙，即“参政者”的角色，概言之，就是从“坐而言”到了“起而行”。

　　雷震和以他为灵魂的这份刊物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影响，台湾学者钱永祥有过论述，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那份刊物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该刊，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

　　战后的台湾，经过清党、扫红、二二八事件等，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渐式微，所以战后的台湾自由主义是从大陆移植过去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价值谱系，即从《努力周刊》《新月》《独立评论》到《观察》再到雷震住持的刊物，是一条线下来的。雷震被捕后，该刊物被迫停刊，新党胎死腹中，整个60年代出现了冰封期或沉寂期，虽有零星抗争，但实际影响不大，到70年代，岛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巨大失落，从而导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党外运动的兴起—但已不是当年大陆那帮人了，台湾的本土精英开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