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苏州，大多数人的印象往往是烟雨江南、古典园林与桨声灯影，却忽略了苏州还是一座手艺集萃的城市。

　　清浙江巡抚纳兰常安所著《受宜堂宦游笔记》中记载：“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概之曰‘苏作’。”雅、精、细、巧是苏作的特征，明清时期，苏作被视作时尚风向标，苏州民间手工艺占全国手工艺半壁江山，凡苏作名家，工价昂贵。苏作同时受到宫廷欢迎，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中，明清苏作占有很大比例。

　　2014年，苏州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即将于7月10日公映的非遗纪录电影《天工苏作》便将目光聚焦苏州传统工艺：宋锦、核雕、灯彩、明式家具、苏式船点、苏绣、香山帮建筑营造、缂丝、玉雕……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背后，是积淀多年的精湛技艺与精雕细琢的匠人精神。

　　一门手艺流传千年，历经流变、传承与革新，不变的核心是“人”。影片通过12位代表性传承人的故事，串联起这些传统工艺的前世今生。这些动人画面中，既有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亦有传统观念与创新精神的碰撞，非遗技艺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长久地留存、传承、创新，每个传承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每项工艺面临着不同的前景和问题。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非遗工美处处长、《天工苏作》制片人李红告诉记者，过去对文化遗产的记录往往以资料形式为主，“记录它的历史和传承的谱系，但会比较枯燥，不具观赏性”。在她看来，非遗的保护需要传承人的力量，也需要通过传播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传统的手艺与智慧，纪录电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让观众了解工艺的美感、价值和处境，与传承人的坚守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些传承人是大师，已经功成名就了，不做手艺也能过得不错，但他们仍然在坚持，你能看到他们对手艺的热爱，也许有人看了电影会因此爱上一门手艺，我们只是埋一颗种子，至于后面会长成什么，都是未知。”

　　择一事终一生

　　《天工苏作》的第一个故事来自苏州灯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筱文，他已经年过古稀，从事灯彩技艺五十多年，如今正面临现实窘境。苏州灯彩的历史长达1500多年，曾经的灯彩匠人是暗夜的光影魔术师。然而现在，灯彩在都市霓虹中隐身，对于灯彩匠人而言，寡淡的不仅是生意。

　　汪筱文打算复制传说中的苏灯典范万眼罗灯，为了使万眼罗灯重现于世，他每天要切割至少500个光孔，两孔间隙不超过一毫米。老匠人的眼睛不再适合这样精细的工作，可汪筱文相信唯有呈现苏灯的极致才能惊艳世人。他说：“世界上的灯，说到底只有两种——给人家看的和给自己看的。给人家的挂在外面，亮了还要灭；给自己的放在心里，始终亮在那儿。”

　　建筑设计师薛东的家族隶属于一个古老行会香山帮。香山帮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行业组织，在故宫宫殿群、明代皇陵、苏州园林，香山帮都是其中的营建主力军。薛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香山帮营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技艺代代相传，父子关系却因设计和施工理念时常陷入矛盾。薛林根为代表的老一代香山帮人信奉传统，精雕细磨，不惜时间，不靠图纸口传心授，薛东却讲究图纸、标准和效率。

　　传统要捍卫，时代又催人变化，传统手工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古老的技艺如何在现代社会生存，这是所有手艺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苏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惠芬出身刺绣世家，七八岁就开始拿针线。“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还是不同的，他们为了生活和生计别无选择，到了我们这一代，既然学了，就不想只是复制过去绣的东西，想要做得好一点。”

　　她先后师从牟志红、任嘒闲两位大师，在熟练掌握各项技艺后，尝试将苏绣针法与西洋素描融合，开创简针绣技法。2013年，姚惠芬的作品《四美图》参展英国“世界纤维艺术展中国周”，成为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首件当代中国刺绣作品。2017年，苏绣第一次进入威尼斯双年展，姚惠芬和妹妹姚惠琴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合作，为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创作了34幅苏绣作品，其中包括惊艳众人的《骷髅幻戏图》。

　　在她看来，非遗的传承“当随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审美，如果一直绣师父交给你的图案，会慢慢淘汰，还是要有所创新。”她如此看创新：“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技艺非常成熟之后，潜移默化、自然流露的创新。”

　　守正创新

　　作为刺绣界的明星，不少人慕名前来拜姚惠芬为师，但她对于收徒却非常谨慎，因为她深知，坚持下来是极困难的，不仅需要家人的支持，也需要发自内心的热爱。她告诉记者，刺绣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过程，三年五年打基础，八年十年才能出作品，一幅作品也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绣几个月，甚至三四年。“来学习，当然很欢迎，但是得做好准备，学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每一门成熟技艺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研习。比如配线是绣娘的基本功，要从几十种同色系的丝线中选择一个最适宜的，这种细微色差常人无从分辨，但在绣娘的眼里，它们泾渭分明。单是绣一座十公分的山峦，根据浓淡与光影的不同，需要同色系线十几种。一幅绣品，配色越多，就越显生动逼真，而分线则考验眼力和指尖功夫，一绒可以分出八根丝，一根丝又可以分出八毛，绣金鱼的尾部，有时候只用到一根线中的两毛，甚至一毛，这是追求极致的纤维艺术。

　　漫长的投入与回报周期，非遗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领域和范畴，人才都是根本和核心，在李红看来，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在非遗上表现突出，原因是人才成长的时间成本太高。传承人们聚在一起，也会讨论手艺的未来，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市场的反馈也很重要：“如果市场销路好了，年轻人收入高了，自然就会加入进来。”姚惠芬说。

　　在探索市场方面，姚惠芬告诉记者，绣庄在创作艺术品的同时，也会生产文创产品，与服饰、家装进行跨界合作，为打开市场销路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近几年，姚惠芬在很多的地方开创高研班，去全国各地乃至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做一些教学传承，几天后她将去青海，帮助当地的绣娘提升刺绣的技法，也帮助她们制作文创产品，更好地实现就业。

　　在李红看来，非遗的传承，需要顺应时代的审美与潮流。“传承人需要改变传统的观念，设计的作品需要符合现代人的习惯和需求。”李红表示，这些年非遗保护主导的思想是“见人、见物、见生活”，这意味着这些作品需要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结。“创新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创新的基础是传承，按照原来的工艺，表现形式上可以有其他的发展，与当下的生活需求相结合，和其他元素融合，价格也比较亲民。”

　　《天工苏作》中，每项技艺细枝末节背后别有洞天，很少有人知道，织造宋锦的花楼织机，与现代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异曲同工，又比如核雕，是用1.5毫米的刻刀刀锋撞上一枚二三十毫米的橄榄核，非常考验手艺人的技艺。影片正是通过技艺细枝末节的展示，向观众揭秘非遗手作的真正价值。

　　如今，市场化时代，消费者有太多选择，许多工业产品可以替代。“没有市场还是不行的，但市场恰恰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拍这部片子，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一件非遗手工艺作品，背后是惊人的工序、手艺和时间，向更多人普及非遗作品的价值，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一寸缂丝一寸金’，从现实考虑，也是希望能够转化为关注度和购买力。”

　　”市场上，它的销路好，需求量大，自然会有更多人做这件事儿，如果受众很小，它可能就会慢慢萎缩甚至消亡，这都是有可能的。非遗传承到现在，也许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一些手艺已经消亡了，只能通过文物和资料上知道它的存在，这也是当时的市场决定的。”李红认为，非遗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传承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看见的，也是经过不断变化在这个时间点的呈现，它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突然变成现在的样子，中间会有许多变化。它本身是活的，但一定是守正创新，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