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高技术产业是研发强度最高的制造业部门,是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国研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石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发达国家无论大小,普遍将高技术产业视为国家命脉,努力构建和维持竞争优势。
高技术产业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界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以下行业: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其中,前五类与国际分类基本对应。
石光提出,21世纪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但目前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
石光建议,未来亟待加强自主创新,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优势,塑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创新。另一方面,要抓住技术更迭和经济周期低谷带来的赶超机遇,加强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三大趋势
记者: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主要有哪些趋势?
石光:首先,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2014年,全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总量为1.8万亿美元,中国贡献接近三成。2000-201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0倍,从500亿美元增至5000亿美元。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仅相当于美国的1/7、日本的1/4,与德国持平。2014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与美国基本持平,是日本和德国的5倍。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其他部门。
全球高技术产业贸易顺差主要在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亚洲经济体,逆差主要在美国和欧洲。
其次,竞争优势逐步积累,比较优势正在转化。我国过去具备比较优势的主要是制造业中的中低技术部门。当前我国进一步具备了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巨大的市场规模,成为新的比较优势。
中国已成为全球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制造中心,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配套完善,外贸通关便捷,对全球电子制造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圳周围集聚了大量电子企业、创业人才和创投机构,任何新产品设计,一周就能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过程,而成本要远低于美国硅谷等地。中国的内需不断释放,消费升级趋势持续加强。从全球龙头企业营业收入中来自中国市场的比重看,英特尔、三星、高通约为50%,苹果约为20%。
第三,ICT产业规模优势突出,价值链攀升趋势渐强。我国高技术产业中规模优势最强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二者都属于电子信息制造业和ICT产业。2014年,两大行业营业收入分别占我国高技术产业的52%和20%,合计超过七成;出口额分别占我国高技术产业的58%和36%,合计超过九成;增加值分别占全球的47%、43%。
中国ICT产业优势的形成,与“入世”以来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密切相关。但需要客观认识到,规模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力强。美国高技术产业总体贸易逆差,但其竞争力无疑很强,原因在于美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核心环节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如民用大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半导体产业等。
典型发达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三大启示
记者: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处在什么环节?
石光: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中国和美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目前都在5000亿美元左右。为实现5000亿美元增加值,中国需要1300万就业人口,美国仅需180万 。2014年美国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28.4万美元/人和3.7万美元/人,美国是中国的近8倍;两国的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分别是12.5万美元/人和1.4万美元/人,美国是中国的近9倍。中国与美国在高技术产业上的生产率差距略小于经济总体的差距。
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的快速成长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支撑。2006-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就业总数翻了一倍,增长最快的是电子通信设备(2.2倍),其次是计算机(1.9倍)、仪器(1.8倍)、医药(1.7倍),航空航天由于进入门槛高和体制所限就业增幅很小。同期,美国除了航空航天以外就业人数都在下滑,通信、计算机产业就业降幅在25%以上,这与美国“去制造业”的结构变化一致。
201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销售利润率仅6.2% ,净利润率不到5% ,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89.7万元/人,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相同指标。电子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产业规模最大,但利润率反而最低,分别仅有5.5%和3.5%,出口比重最高,分别为47%和76%。这表明我国通信设备和计算机产业主要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大规模融入全球产业链,但附加值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总体来看,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约占总出口的一半,相当于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从研发强度来看,201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产值)仅有1.5%,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10%左右的水平 ,甚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总体研发强度。从分行业对比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强度来看,差距最大的是计算机和医药制造业,经合组织是中国的12倍和8倍,仪器仪表、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分别是7倍、4倍和1.8倍。
记者:你曾经研究了典型大国、北欧四国、四强小国和金砖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那么典型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对我国主要有哪些启示?
石光:第一,成功的高技术产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大部分成功迈入高收入社会的国家,都有发达的高技术产业。典型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会经历先上规模、后提效益两个阶段。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正处于两个阶段的转化期。未来应持续强化技术创新,逐步从整机组装、外围零部件等低附加值环节转向核心零部件、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第二,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适宜采取重点突破战略,以局部带动全局,逐步增强整体竞争力。发达国家大多根据比较优势而“术业有专攻”,一个国家难以在高技术产业的各个领域占据全面优势。在同一产业内,各国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也各有分工,合作互补。因此,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更积极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格局,是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大国需要兼顾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有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保障战略安全,但它在经济总量中占比小,增速波动大,技术更迭快。在经济周期下行时期望高技术产业成为稳增长的动力,这是难以实现的。大多中低技术产业虽然属于传统产业,但规模大,需求稳定,抗波动性强,就业人数多,对稳增长至关重要。因此,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追赶中必须有所为
记者:未来如何推动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石光:第一,根据典型国家经验,高技术产业增速领先GDP增速1倍左右。随着我国经济转入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速将在10%左右。预计我国人均GDP到达2万美元左右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峰值并开始回落,进入淘汰低端领域、保留高附加值环节的“去粗取精”阶段。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将逐步跨过组装代工、外围零部件制造的低端环节,过渡到核心零部件制造、塑造品牌优势的高端环节。
第二,如何将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优势,转化为核心环节的技术优势,是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距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近,技术追赶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先发国家的遏制策略日趋强化,要求本国企业在后发国家投资要与国内保持1-2代的技术差距。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吸引高科技企业“回流”,英特尔近期宣布投资70亿美元在美国新建7纳米工艺生产线,而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工艺是28纳米。
第三,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追赶中必须有所为,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高技术产业赶超。通过产业基金等新形式,加大对行业内若干家龙头企业的支持。加强需求引导,改善国内产业竞争环境,塑造有限竞争格局,避免过度内耗抵消对外竞争优势。合理利用国际规则,进一步推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工具,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有利条件。
第四,电子信息产业有望率先突破,逐步在面板、芯片等核心环节形成技术优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巨大的国内需求被充分激发,这使得我国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议价能力逐步增强。
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市场主体分散,政府难以像高铁那样发挥“战略买家”作用。如何促进国内企业和消费者一致行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技术特征来看,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更迭快,后发国家机遇多。例如,集成电路制造在逼近技术极限后,摩尔定律逐步失效,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有所放缓。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潜在技术变革将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赶超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