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份2016年的“全球私人美术馆占有率最高的艺术家”榜单中，49岁的冰岛视觉装置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Olafur Eliasson)排名第八，位列毕加索之后。

　　短短四年，埃利亚松在中国做了三次大型个展。 先是2015年在广州维他命空间，接着是2016年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3月24日，他又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红砖美术馆开启了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大规模展览。

　　比起两年前上海“无相万象”展150元的门票，这次160元的收费不算高。据主办方统计，单在清明节三天小长假，就有近两万人次慕名参观。

　　埃利亚松过着一种典型的成功艺术家生活，全球到处飞，倒时差和密集行程都是小菜一碟。他在柏林的工作室有将近100名员工，根据项目分为五个小组，每组各有负责人。工匠、建筑师、程序员、艺术史学者以及行政人员、档案员、厨师，都在努力将艺术家的个人理念付诸实践。艺术家带着他的团队，每年要在世界各地做两三个大型个展，两三个公众项目，以及一些大型公共艺术装置和少量建筑设计。

　　他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有23.6万关注者，每天都会发几条在各地的项目进展，他的形象常常出现在作品反射出来的倒影中。

　　北京展览开幕当天，我在早上十点赶到美术馆，埃利亚松已经在室外花园接受媒体视频采访了。结束后，他走进室内，看看我，握了握手，坐下来立刻进入“让我们抓紧开始”的工作状态。

　　日程的确紧张。我只有20分钟时间专访，在我之后，他还将面对不同媒体，分割出更多的20分钟，重复他说了无数遍的创作理念。在下午的导览环节、发布会、开幕式、晚宴、派对上，他一场接一场地出现。之后两天，他将出现在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现场，至少有三个画廊把他的作品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展会的亚洲分部。

　　当我问他如何看待自己“明星艺术家”的成就时，他果然像是任何一个行业里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成功者那样，有条理地给出了诚恳的答案，“让我获得成功的原因可能是，我从来都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比如，为不同群体创作作品，既有小型装置适合私人藏家，也有大型装置适合公共区域。既有公益项目，也有为艺术市场而做的东西。”

　　美术馆工作人员在闲聊时说起，他前一天布完展，还跑去市区酒吧喝酒跳舞去了。我忽然记起在他的维基百科页面上有介绍过，大艺术家年轻时曾经组过舞蹈团体，还赢得过“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霹雳舞大赛冠军”。这些历史当然没时间跟他当面求证，只是从他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你完全看不出一丁点儿霹雳舞冠军的影子。

　　改变空间，重塑人的感知

　　埃利亚松有很多大型体验装置作品，他会改变展示的空间，甚至创造出一个与截然不同的空间。

　　2003年，他的代表作之一“气候项目”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引起轰动，他在挑高很高的涡轮大厅靠近天花板处，悬挂了一只由许多小灯泡构成的半圆形装置，以镜面反射组成一轮圆圆的红日，四周不定时地喷洒出水雾——人们坐在美术馆入口大厅的斜坡上，像欣赏海边落日般注视着眼前的人造景观。

　　专为本次北京个展而新创作的作品“道隐无名”，看起来更抽象而诗意。站在展厅门口，你会以为里面有一只悬吊在半空中的巨型灯环，散发着诱人的黄色光芒，可是进入其中就会发现，那只是个半环，剩下的半圆型只是镜面反射。目光随着圆环游移到屋顶边缘，你才意识到，其实整个房间都被一面大镜子覆盖着。

　　“我很喜欢研究各种文化历史中的建筑，重点在于建筑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建筑物本身。”接受专访时，埃利亚松说，“建筑物塑造出人们活动的空间，还可以与我们产生对话。有时候空间的气场比人强，有时候反过来，人的气场压倒建筑。这时候，那个空间在应对使用者需求时会显得特别无力。”

　　如果建筑空间有个性的话，好的空间应当是热情好客的，主动邀请人们进入、闲晃。同时，建筑也可以与使用者协商，是不是可以退让和改变。在这种交流中，人们会更好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对自己产生更真实的认识。比如在看“道隐无名”时，你看到了什么，还有更多的东西吗，走近些，原本以为的真实是不是还依然是真实的？

　　“我很相信，感知和体验会令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埃利亚松说。

　　两年前在上海黄浦江边的龙美术馆（西岸馆），他在接受专访时就表达过自己对建筑师柳亦春设计作品的理解。他认为那是个表里如一、诚实的房子，从外面看和在里面使用所得到的信息基本相同。

　　而对于建筑师董豫赣所设计的红砖美术馆及其著名的园林，埃利亚松也有所解读，“能看出建筑师非常注重创造人们在空间中走动时的体验感，精神是现代而先锋的，传统的只是形式。这里的园林可以让时间随着空间而四处游动。在无数次驻足暂停之间，我能感知到成串的景象。”

　　红砖美术馆室外有一件埃利亚松在2003年的作品“盲亭”。这件作品曾参展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现属于红砖美术馆馆藏，伫立在园林当中。当你站在玻璃亭中央时，视线刚好被两层玻璃上黑色的几何图案遮挡，看不到外面。这与普通的亭子刚好相反，人在里面必须不断走动才能看到景物，假如不动起来就仿佛被蒙上了双眼。

　　这件本应像水晶玻璃般精致透亮的装置，因为长期暴露在北京郊区的室外，显得灰蒙蒙的。埃利亚松露出了见面后第一抹轻松的笑容，打趣道：“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来呼吁政府更重视空气污染的议题。”

　　社交网络和沉浸式艺术

　　1967年，埃利亚松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父亲是名厨师，母亲是个裁缝。他八岁那年，父母离异，爸爸搬回家乡冰岛，妈妈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证券商。

　　从小他就擅长绘画和跳舞，15岁那年在某个小画廊展览过风景速写和水彩画，早早地为未来打下基础。1995年，埃利亚松结束了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的学习，选择在柏林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初期工作室就紧挨着著名的汉堡火车站美术馆，直到2008年才从废弃火车站建筑搬到另一处重新改造的废弃酿酒厂。

　　艺术生涯早期，埃利亚松在冰岛老乡Einar Thorsteinn身边工作，后者是一名资深建筑师，又是几何学家。所以，埃利亚松后期大量与几何图形、力学、建筑空间相关的作品都可以上溯到这位导师。

　　人们可能不难想象，在北欧地区长大的小孩为什么会对大自然和气象感兴趣。那毕竟是世界上天文景观最为绚丽著名的地方，极光、星辰、暴风雪，以及短暂的夏日。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大自然是超越人类世界的，我们无法触碰，更无法控制。长大后才意识到，其实自然系统非常脆弱，相当依赖人类的活动。比如，很多气候灾难都有显而易见的人为因素。”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喜欢以人为手段再造自然景观，“当人们意识到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落日实际上是人造的，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实际上就已经变了。”

　　于是，也就有了他2008年在纽约港口那从三十多米高空垂落而下的瀑布，凭借一千五百万美元的造价创造了当年的世界最贵公共艺术纪录；2014年在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美术馆把整个展厅变成大自然当中一段近乎真实的“河床”。

　　所有这些，加上他常年对颜色、光线的使用，都完美地符合了网络时代社交媒体的传播要素：简单、有趣、好看。

　　他显然对这一切早有认知，“我的作品很适合在照片里呈现，大家主动把它们放到社交网络上去，我很高兴。通过网络，我可以幸运地拥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展示方式，吸引到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我的观众。社交网络其实创造出一种更为广泛的艺术文化。”

　　当然，社交媒体对艺术的传播也存在问题，它并不鼓励人们深入探讨严肃内容，而是流于形式。埃利亚松作为艺术家，当然希望那些浮光掠影接触到这些的观众之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会借此机会对艺术产生认真的兴趣。

　　那些被社交媒体上的图片吸引而来的人，往往会在展厅里花费大量时间拍照和自拍，然后躲进咖啡馆里精心修图、发布。这个现象几乎全世界都一样，埃利亚松也感到了困扰。

　　“手机带有拍照功能也不过是最近十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大家本能地沉迷于新事物，但是也会逐渐对信息爆炸的社交网络感到厌倦。人们放下手机看看世界，居然开始变得奢侈。我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通过镜头是无法在情感上和感官上与世界建立真实连接的，甚至还有风险会令你成为一个麻木的人。”他说，“其实很多人都大大低估了自身感官的聪慧程度。大家下意识地以为，只有通过镜头看到的世界才是真正看到了。实际上当你直接观看、直接与世界发生关联时才能发现更多东西。”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间，沉浸式艺术展览、戏剧、甚至概念餐饮等等形式突然变得很火。这些地方往往禁止参与者拍照、甚至玩手机都不行，得以让人全身心地专注于体验。照埃利亚松的说法，这是“反麻木”的绝佳机会。（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