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设奖金的绘画比赛，这一届吸引了3000多人参加。

　　本月，第五届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颁奖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入围展目前正在进行中。

　　五位获奖者得到的不是奖金，而是赴英国驻留并举办展览的机会。

　　五届，十年，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凌敏颇为感慨。2008年，在利物浦双年展工作的凌敏第一次接触到约翰·莫尔绘画奖，它是利物浦双年展的常设项目，二者同时开幕。让凌敏惊讶的不只是异常热闹的开幕式，这个以匿名评选著称的绘画奖在当地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对于奖项归属会有人专门开设盘口赌一把。

　　约翰·莫尔绘画奖由成功的商人和业余画家约翰·莫尔于1957年设立，鉴于他参加绘画比赛时感受到的排斥，这一奖项以摒弃偏见为宗旨，对参加者的年龄和专业背景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奖项大获成功，遂一直延续至今。最出名的获奖者之一，是大卫·霍克尼。

　　凌敏找到时任利物浦双年展主席的路易斯·毕格斯（Lewis Biggs），提出将这一奖项带回中国的想法。“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中国。首先，是以绘画为主，绘画是最能被接受的艺术形式；第二，艺术奖需要一个国际舞台，而且是大家都认可的，否则永远都在边缘；第三，应该给中国艺术家更多机会。”在“2018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获奖及入围作品展”现场，凌敏对第一财经说。

　　十年前，国内的艺术奖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遍地开花。凌敏回忆起与约翰·莫尔的女儿、当时约翰·莫尔基金会主席的交流，她马上就说“很好啊，能给奖项注入新的血液”。随后又得到利物浦国家美术馆和当时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支持。“有一点在英国和中国的情况比较相近，当初设立奖项的时候，也是因为不喜欢原有的奖项系统，约翰·莫尔奖与原有的评判系统不一样，这在两国比较接近。”路易斯·毕格斯对第一财经说。

　　2010年，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举办了第一届。“如果做了三届，别人就会记住你，做了五届，他们就觉得你会继续做下去了。”第五届的颁奖礼之后，路易斯如此解读持续性的重要。作为约翰·莫尔基金会与凌敏一起负责中国奖的理事，他也是第五届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入围展的策展人。颁奖礼前，103名入围艺术家与历届获奖者以及评委汇聚一堂，就绘画展开讨论，热闹的情景颇有感染力。“参赛艺术家来自中国各地，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交流机会。通过这个奖，艺术家之间建立起彼此依赖的关系。”路易斯说。

　　多元的参赛者

　　第一届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的参与者有1100多人。当时几乎没有在媒体做宣传，凌敏和路易斯在国内艺术院校走了一圈，“还去了798和M50贴海报”。第二届，参与者数量翻倍，到了第五届，共有3319位参赛者，创下纪录，年龄范围则从“40后”横跨到“00后”，入围作品展上，参赛者的多元背景在作品表现题材、艺术形式、审美趣味有显著体现。“本届作品风格多样，有抽象也有具象，有写实也有表现，可以说包罗万象。五件获奖作品呈现的信息比较丰富，有理性的抽象也有具有表现式的抽象，无论是人物描绘角度还是风景，可以看到五个艺术家风格差异巨大。”艺术家丁乙点评说。

　　“开始时，大家还是认为奖项都是针对年轻人的。”凌敏说，“大家慢慢地去关注英国方面，发现居然有80多岁的获奖者。”这一届中国奖，“70后”、“60后”和“50后”加起来占参赛者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了相当一部分不那么年轻的参赛者，这是好事。”

　　改变的不只是参与者的年龄结构，早期即便是年轻人的参赛作品，“也是比较苦大仇深，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画面上体现得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第二届一位英国评委的感受，他认为中国作品的色彩普遍不够丰富，以及参赛者大多不懂抽象。中国的美术教学不包括色彩和抽象内容，让这位来自英国的有教学经验的艺术家评委感到不可想象。通过奖项推动美术教育，也是凌敏乐于看到的。“你看今年，作品的颜色已经丰富了很多，不像以前，灰蒙蒙一片。也有很多抽象作品，获奖的就有两幅抽象作品。”

　　艺术家丁乙曾先后担任约翰·莫尔中国奖和英国奖的评委，这一届，他又多了一个身份——观众奖的赞助人。观众奖是约翰·莫尔绘画奖在英国的常设奖项，由观众投票选出。得知此次中国奖也希望设置观众奖后，丁乙“非常认可，很乐意支持”。马上就将两万元奖金汇给了主办方。观众奖投票截至6月3日，据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甘智漪介绍，已经有机构表示要收藏观众奖获奖作品，“我在展览现场看到很多观众议论要投哪一幅作品，参与表达很重要。”她说。

　　持续推动艺术家

　　对于常规奖项不设奖金的奖励机制，丁乙非常认可，“它为艺术家提供发展机遇，五名获奖者都将获邀去利物浦驻留三个月，参加群展，大奖得主还有个展机会。这对艺术家来说更实在，通过这种交流和连接，艺术家能更多地了解英国和欧洲的艺术发展现状。”

　　第五届的评委阵容，仍然包括三位国外评委和两位中国评委，两位中国评委分别是艺术家叶永青和毛焰。叶永青告诉第一财经：“对于艺术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把他真正地放到舞台上。”中国并不缺少形形色色的奖项，但参赛更重要的收获是“带着自我的诉求和他人进行比较”，而约翰·莫尔奖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参照系。

　　“与一笔能暂时改善生活条件的奖金相比，能够把你的创作与艺术系统内的其他要素，比如市场、画廊运作、博物馆体系、艺术评论等联系起来的，才是艺术家进入专业渠道所需要的系统和参照系。”叶永青说。

　　约翰·莫尔基金会、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约翰·莫尔大学、利物浦国家美术馆、皇家艺术学院等多方合作，为持续跟进扶持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具备多种资源的稳定平台。2016到2018年之间，凌敏和她的团队还为参展艺术家在各地的个展做了30篇访谈报道，帮助艺术家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谈及奖项发展前景和挑战，她说：“我希望有中国企业也能参与持续赞助，就可以更好地做奖项，更好地扶持艺术家。”

　　评奖之外，目前约翰·莫尔中国奖开始收集整理文本纪录，这也是从英国方面得到的经验。英国的约翰·莫尔奖档案库会将各类内容资料整理归档，对于志在长远的中国奖而言，历史纪录同样重要。

　　“企业家通过设立一个奖项，改变了英国艺术的历史，也改变了他的家族的未来。现在中国有很多富有的家庭，完全可以参与并改变中国的艺术进程。如果也能坚持到60年，将改变很多。”甘智漪结合民生艺术机构的十年历程，并联系目前中国民营美术馆蓬勃发展的现状，也认为持续性尤为重要。

　　“绘画是非常传统和古老的形式，从史前到今天不断发展，和人的关系最密切。艺术发展进程的关键不在于形式的变化，而是表现的内容，只要能表现时代的特征，就有价值。所以说绘画仍然是有青春活力的。”丁乙说。（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