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复旦开学，我被派到留学生楼陪住，第一位同屋是位美籍华人。记得有天晚上，饭后同屋坐在床前铺着的席子上，手肘搭着床，压低声音问我：“你知道乔治·奥威尔么?你知道《一九八四》么?”她讲话声音那么轻，反而吓了我一跳。接着她从抽屉里取出本书来，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你要看么，可以借给你。”当时借来翻阅了几天，但根本没能读懂。她的中文和我的英文都不怎么样，无法深度交流，所以，她试图对我进行“启蒙”之举不了了之，但对她那诡秘的神情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知道，1985年12月，董乐山翻译的此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仅限“内部发行”，只印了四百二十册。我真正读到此书，要在好几年后，在外文系读研究生时，当时，一位好友还邀我一起翻译《动物庄园》，算是与奥威尔的缘分。在那些岁月里，我崇拜的是用词晦涩意向深奥结构支离破碎的现代派后现代派的作品，所以，觉得奥威尔的小说太传统，太多政治宣言。其实，直到现在，我仍不太喜欢他的这两部政治小说，我觉得他更出色的写作，是他的报告文学、政治评论、散文随笔和专栏小品。

　　最近，BBC广播四台刚刚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奥威尔季节”。借着《动物庄园》出版五十周年的因头，从1月底开始，四十分钟、半个小时或十五分钟，天天不少，每天都有一段有关奥威尔的节目：西班牙内战对他的影响，他与BBC的关系，《政治与英文》对今日的启迪，《伦敦巴黎落魄记》的片段的朗读，他的缅甸岁月，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根据《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改变的广播剧，他为《论坛》杂志写的专栏，他的信件以及他在BBC工作期间写的便签和备忘录，等等。这一个月，每天都要到奥威尔的世界里去走走，边听边做手工，也就是在他的世界中，我完成了家里所有窗帘的修改任务。听他对政治语言的定义：“政治语言的设计就是为了让谎言听上去像真话，让谋杀听上去值得尊敬，让一阵清风变得就像坚实的固体。”他让我想到鲁迅。

　　对BBC来说，奥威尔可能是其最著名的员工之一，虽然1941到1943年间他在那儿工作时，名声还远不及后来。奥威尔就职于东方部，工号为9889，他的工作是直接对印度播音，为大英帝国做宣传。上任伊始，BBC请他用笔名奥威尔进行播音，他就写信给上司要求约法三章，说“奥威尔”不能做大英帝国的传声筒，他愿意多播出反法西斯的时事评论，不愿对印度传达帝国政策。但胳膊拗不过大腿，9889号员工犟不过广播公司，所以，他于1943年辞职，辞职信中说得很清楚：“大英帝国”对印度的宣传是浪费时间，那“完全是无望的任务”，他不愿意再继续做其中的一分子。他曾称BBC就像一个“管理特别糟糕的女子寄宿学校”，《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就是以BBC为原型。但不管他对BBC如何评价，BBC还是以曾有过这样一位员工而感觉无限光荣，这一个月的礼赞就是证明。

　　奥威尔是作家，但更是记者、专栏作家和书评人。这里，我要说说作为书评人的奥威尔，他书评生涯二十多年，共评论过七百多部书籍戏剧和电影。最多产的一年是1940年，写过六十七篇评论文章，评书影戏一百三十五部。他曾在给《论坛》杂志的专栏中，专门写过一篇有关书评人的短文，发表在1946年5月3日，甚是有趣。

　　看看他对书评人的描述吧：

　　在一个寒冷气闷的房间里，到处都是香烟头和剩下半杯茶的杯子，一个穿着满是虫蛀小洞的晨衣的男人，坐在一张有些摇晃的小桌前，想要在那盖满灰尘的纸堆里为他的打字机找个位子。他无法处理这些纸张，因为字纸篓已经满满的了，而且，在那一堆没有回复的信件没有支付的账单中，可能还会有一两张他还没有存到银行中的两个基尼的支票。

　　这位书评人虽然只有三十来岁，但看上去像五十多，“他秃顶，静脉曲张，如果他那副眼镜没有长久丢失的话，他应该是戴着眼镜的。如果一切如常，那么他肯定营养不良;如果他最近交了好运，那么他就一定会遭受宿醉之苦”。

　　现在是早上十一点，书评人的乱纸堆中有一个包裹，里面有五本新书和编辑的一张便条。这些书四天前就到了，但四十八个小时过去了，书评人却仍然没有勇气打开包裹，而他那八百字的书评必须要在第二天正午前交稿。到了下午四点，他终于打开包裹，但还是无法将书本翻开，单单是那些纸张的味道就让他无法忍受。他对其中三本的内容一无所知，至少得读上五十页才能有所了解。但奇怪的是，他肯定能按时交稿。晚上九点，他的头脑清醒了，等到凌晨，他的房间越来越冷，烟味越来越重，他双眼发酸，胡子拉碴，他又花了一两个小时注视着面前的白纸，但他终于行动了，手指击中打字机的键盘，还差三分钟到正午，他的书评完成，字数恰到好处。但他没有胜利的喜悦，因为又有一堆书从邮箱中到来。

　　奥威尔说，那种自己对所评之书不能选择的书评人的工作是“最吃力不讨好、最让人恼怒、最累人的活”。其实，书评者应该是爱书人，但读书成任务，一年要评上百本书， 书评变成机械运动，这样的书评当然也就不给力不准确最没价值。所以，奥威尔说，与其八百字评五本书，还不如一千字评一本书。

　　估计《上海书评》的作者中没有奥威尔所描述的那种早上十一点穿着晨衣神情沮丧的书评人。但在奥威尔的年代，影评人比书评人更糟糕，连穿着晨衣的权利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能被他小看的人。书评人的境遇要好过影评人，我对这两个行业都很有经验。影评人连在家里工作都不可能，除了一两位例外，影评人得早上十一点钟就去看电影， 并要为一杯劣质的雪利酒而出卖他的荣誉。”

　　如今的影评人恐怕得要感谢家庭影院和碟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