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作家)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正以枯木逢春之势在中国读者中传播。我在重温这部两百年前的名著时，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作家因素，有了更多感慨。托克维尔审视大革命前的知识界前辈时，被他们涡卷一切的文字力量惊呆了。在大革命爆发前，类似卢梭这样的“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遂致“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大革命的惨烈与参与者旺盛的文学气质，生成一种恐怖关联。

　　当代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布东在《知识分子为何不热衷自由主义》(周晖译，北京三联，2012)一书中，顺着托克维尔的指点，提供了新的认识。他发现，虽然卢梭的影响非常巨大，但“1789年，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人读过如《社会契约论》这般枯燥无味的作品”，这本书之所以令当时法国各地“大字不识的农民都处在对理性的迷狂状态中”，乃是卢梭思想被成功地简化为一组简易标签的缘故，如“传统=不公正=不平等=专制=停滞=压迫;理性=公正=平等=人权=进步=自由”。换句话说，思想家的思想若要得到民众的山呼海应，除却出众的文学才能，其思想还得具有简化的潜质。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肯定不认同，但若非如此，马克思的影响又不会那么深广，此乃历史的尖刻之处。启蒙思想家中理性气质最浓的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里一语成谶地概括道：“人民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不过，在当今这个必须时刻留意“政治正确”的时代，不太有人敢这么数落“人民”了，我们时代的特征是，各路政界和知识界诸侯都在竞相对作为一种虚幻概念的“人民”大献殷勤。

　　英国学院派教授约翰·凯里1992年写过一本《知识分子与大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以1880-1939年间的英国作家为研讨对象，兼及尼采、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等哲人，将托克维尔涉及过的作家因素，在另一个维度作了有趣发挥，尽管凯里教授并未道及托克维尔。这位教授借助还算过得去的举证，再现了如下事实：19世纪下半叶始于英国的普及教育，使相当数量知识界、文学界的精英怒不可遏，他们非但不为英国文盲率的大幅下降而欣喜，反而为自己作品日后可能遇到大量半吊子读者而沮丧和愤怒。为了应对这份沮丧，T.S.艾略特认为，“目前，我们文化中的诗人必须是难以理解的”，加塞特则强调，“现代艺术是贵族化的，它将迫使大众承认他们的实质——迟钝的历史发展废物”，缘此，现代派文学登上了舞台。

　　而为了应对这份愤怒，不少作家甚至写出大量反人类的文字。凯里教授露骨地表示，将希特勒日后的行为，看成是完成这些作家交付的作业，并不过分。D.H.劳伦斯设想过一个“像水晶宫那样巨大的死亡之屋”，用以处置“被社会抛弃的人”，萧伯纳同样是“种族灭绝”的热衷者，只是出于“人道性和全面性”的考虑，格外强调方法上的“科学性”，也许，毒气室就符合他的要求;科幻作家H.G.威尔斯则干脆使用了“毒杀”，他将大众概括成“深渊里的人”，并预言，“‘一个国家如果能最坚决地精挑细选、教育、绝育、输出或毒杀深渊里的人’，那么它将走向昌盛”。相形之下，当年受此西风濡染的鲁迅先生等人，只是呼吁“改造国民性”，似乎还得算作温和。

　　知识分子容易萌生精英意识，精英状的知识分子又会予人“民主敌人”的印象。对有些人，这份印象是确凿的，对另一些人则未必。对大众的排斥，对自身思想及创作的孤高自许，虽会在观感上惹人生厌，但常常也会有益于作品的出类拔萃。最近几天，我不时翻阅几页刚刚翻译出版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戴从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一卷，这部小说的写作缘起，显然符合凯里教授提供的背景，作者乔伊斯曾悍然声称，《守灵夜》够让评论家“忙上三百年”。关于它，我只能承认两件事，其一，我不会读完它，也不可能读懂它;其二，出于对西方大量评论家的尊重，我愿意随波逐流地承认它是一本杰作。不管乔伊斯的写作心态是什么，不管乔伊斯是否算一个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他的确拿出了一本把世人彻底震傻的作品。

　　最高人民法院的年轻法官何帆先生近年翻译了大量涉及美国大法官的书籍。美国大法官也是约翰·罗尔斯心目中实践公共理性的典范，据此，我们或能借助这个群体，管窥一种理想态的知识分子。但我的脑海里还是萦绕着托克维尔的形象，我觉得，他笔墨中的高贵气质，无可企及，近乎失传。热爱自由，捍卫民主，推崇理性，强调经验，排斥偏见，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知识勇气，同时又富含激情，挥洒着令人迷醉的人格及审美光华，简而言之，一种具有贵族气息的知识精英。假如大革命前的法国能更多一些托克维尔式的作家因素，历史就此改写，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