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创作目的，完全有别于商业利益的诱使和驱役。

　　当今时代是一个文化产品繁盛勃兴的时代，在市场逻辑和商业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下，大量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消费者的视野。但是，也需注意另外一种趋向，在众多文化产品中，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既有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好作品，也有三观不正品位低下的东西。若问有些创作者为何趋之若鹜地赶赴文化市场，创造出这样低俗的产品，有些人会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钱。这可以从一方面理解，说明国人不像过去那样羞于出名耻于言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本身就是一种用来交易的商品，无论是作家出书还是画家售画抑或导演拍影视剧等行为，都是知识产权被社会的认可与转让。但是，如果将文化产品作为一种人们智慧结晶加以审视，它首先是一种心智行为，是无形的精神价值与有形的功利因素的结合物，若用价值尺度进行评判，文化产品的第一要义应在于人文价值而不是商业价值。在当下这个注重功利讲究实用的社会生态中，更应厘清文化产品“有”与“无”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说：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动辄唯金钱至上。当下社会很多人早已陷入这一生存死穴，即沉湎金钱耽于物欲，无视精神生活“有无相生”的主要属性。文化产品，就其本质而言，均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征，均是天地之心的彰显，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其意就是只有将文心与天心相贯通相融汇，文章才能传之久远，它表明最高境界的文化生产是在遵循道德律令下完成的。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曾指出：“位我上者灿烂之星空，在我心者神圣之道德”，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生产或精神劳作，往往听命于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的感召与吁求，所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笔者昔时初次接触章炳麟《訄书》时，竟不知“訄”字作何解释，后来借助康熙字典和相关研究文章，才知晓“訄”乃急迫之意。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期间是以一位年轻气盛的著名学者身份参加反清排满的，其写《訄书》原本是通过治学为文之道，表露和阐述自己民族主义革命的理念和抱负，于是他早期的学术研究辉耀着浓郁的时代色彩，昭示着高远而深彻的社会理想。待到他晚年心境平和淡定之时，遂只追求学术研究本身，并将《訄书》中若干针砭时弊的文章摈落，重新命名为《检论》。

　　中外文明史表明，当时代发生重大变革，百姓罹遭苦痛，国运面临不测时，种种内忧外患便自觉不自觉地在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那里得以反映，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创作目的，完全有别于商业利益的诱使和驱役。同时，鉴于这种动机更多是不自觉或下意识的，所以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得已”的精神状态，孟子在谈到自己好辩时曾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曾引征《易传》中“天降以夫子以木铎”一语，向后人阐明孔子、庄子等圣贤代天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写作动机。当知识分子的心绪心事与整个时代、社会及其人生际遇发生紧密联系时，就会不期然地生发出一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旷达而超迈的心境。今天我们读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苏轼、汤显祖、曹雪芹、鲁迅等文化先辈的著述，能够体味和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思想魅力，这也是那些以媚世悦俗为特征的文化产品所无法企及的。

　　感时忧世的鲁迅的许多作品，体现出对时代与人生深切的省思与激愤，远远超出普通知识分子嗟老叹卑式的感慨，这种省思和激愤超越了功利与欲念，构成了鲁迅作品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这种既“充实”又“空虚”的省思与激切潜蕴着“有无相生”的属性，也成为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诸多优秀文化产品的灵魂所在。钱鐘书先生曾深刻地提醒世人：真正的文化产品，都具有非商性的特征，强迫文化都纳入商业化的机制，这只会给文化带来毁灭性的的打击。那些世俗的有形的东西如果没有无形的精神来制导与净化，社会的世俗产品也不可能得以长久。

　　在如今程式化的文化产品制作中，弥漫着浓厚的媚俗气味，它凭藉商业与传媒的力量，正在构建一种新文化权力话语。少数有个性有风骨的文化人，在这种新文化权力话语面前日益变得羸弱，即使某些文化产品尚存一点闪光灵异之处，也被经销商狂炒一番后几乎销蚀殆尽，沦为文化商人们的盈利工具，原本具有美学价值和人文质素的文化产品经此“包装”，大都失去了应有的格调与品位。试想，如果文化产品的这种生产状态不尽快从根本上加以转变，那么我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逐步被媚俗的世风所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