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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地球》让中国科幻进入主流视野
      时间:2019-02-15 16:28 作 者:

  《流浪地球》热映这几天,科幻作家陈楸帆一直关注着网络评论,五星铁粉和一星黑子之间的骂战,演变为党同伐异的网络暴力行为,很多人借助电影阐释自己的观念并无限放大:“每个人都努力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无法接纳不同的观点,争得你死我活。”

  电影票房奔着40亿一骑绝尘,原著作者刘慈欣遭受着一轮猛烈攻击。一场十年前,发生在他和科学史学者江晓原之间对谈被挖了出来,刘慈欣在对谈中所流露的立场被认为是印证他“社会达尔文”和“法西斯”思想的有力证据。

  对谈激烈时,刘慈欣指着女主持人和江晓原提出假设:“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下你我她,三人携带人类文明的一切,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江晓原说:“我不吃”。

  刘慈欣进而提出:“宇宙的全部文明集中在他们手上……不吃的话,文明就湮灭了。现在不选择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重新萌发。”江晓原认为,吃人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江晓原注意到,十年前和十年后,网络舆论情形完全不同,如今支持他的声音占了上风。“以十年为一个单位,用户的情绪真的变了。科学主义在2007年还能征服一些人,但今天人们意识到,为了生存而吃人,这样的事情是没道理的。”刘慈欣是科学主义者,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人类的目的,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这场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两种思潮之间的论辩,最后被简化成“吃,还是不吃”的问题被广泛传播,相当一部分人对刘慈欣的言论反感。陈楸帆认为,这场论辩中的一些观念被过度阐释了:“科幻小说中,作者常会借助一些极端化的情境去推测人性或者社会的变化,比如在末日情境下,吃掉一个人让文明延续是科幻作品中比较常见的思维模式。

  在《流浪地球》中,刘慈欣写道,极端情境已不需要人文与艺术,在另一部小说《诗云》里,又将人类文明的最后生机寄托于文学。陈楸帆认为,在刘慈欣的小说里,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同时存在:“大刘的作品里极端化场景很多,这也是他作品的特点,也是他如此受欢迎的重要元素。但每个作者都是复杂的,大刘的言行与作品有时会有相互矛盾、互相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伟大的作品。”

  对原著的反叛

  江晓原向分析,刘慈欣在创作中比较偏爱三种设定:“宇宙级别的灾变;人类在极端情境下,万众一心的奋斗和牺牲;政府的高度计划性,在全世界范围内集权。”在影片中,这些设定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也有很多片段违背原著精神,比如吴京饰演的宇航员背叛联合政府指令,牺牲空间站和自己,携带人类文明的结晶冲向木星,博地球一个未来。因为:“没有人类的文明,还有什么意义。”这是在原著中不存在,也不会发生的情形。

  电影自始至终都以希望为注脚,最后开启了一段热血而光明的宇宙征途,而原著基调暗黑,人类面临灾变时,生存状态、情感伦理、道德边界都开始发生变化,结局更是悲壮与绝望的开端。

  江晓原说:“想象2500年的流浪,一颗没有太阳的行星要如何生存,外面是绝对零度,失去大气层保护,人在地底下活着,没有阳光,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整个生态系统会慢慢死掉,资源慢慢耗尽。”

  《流浪地球》避开了刘慈欣原著中那些容易冒犯普通观众的冷酷理性,这让电影看上去更加乐观,更加稳妥,同时更套路化,成为一部非刘慈欣书粉、非科幻迷都能更轻松接受的娱乐大片。

  一方面,它所呈现的恢弘的视觉奇观令人震撼,另一方面,人物塑造扁平化、功能化、台词生硬、剪辑失控、表演水准等问题导致不少观众难以代入剧情。

  在1月21日《流浪地球》首映礼之后,陈楸帆兴奋地写下:“终于有了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幻商业大片,以中国人所熟悉的情感结构与审美方式去讲述一个关于科技、时空、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无论是地面到空间站的长镜头交代空间关系和世界观,将原作想象具象化的气魄,还是将木星和鲸鱼这样的宏观和微观并置处理所带来的审美体验,都让他感到振奋。

  二刷之后,陈楸帆决定将评价调整至7至7.5分。

  他坦言,影片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基于时间、预算有限,照顾大众市场而进行创作上的妥协等等,多少会有许多遗憾,但并不妨碍他觉得《流浪地球》是一部佳作:“中国之前从未迈出过这一步,它迈出这一步,并且迈得扎实漂亮。”

  江晓原也给电影《流浪地球》打出一个极高分数:“如果放在国产科幻电影的维度,我会给9.6分;放在世界科幻电影范畴,我会给8分。”

  但他发现,这几天的影评很奇怪,两极分化,很难找到当中的部分:“要么认为非常好,要么就使劲黑它。”

  他看到,“中国英雄拯救地球”的设定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联合政府官员讲法语,同事是俄罗斯人,几乎没有美国人什么事。电影主创似乎故意让美国显得没有存在感,当然体现了某种对美国的蔑视,但是电影没有承载过多国际政治的功能,没有必要把各国都平衡一遍。”

  在江晓原看来,《流浪地球》和《战狼2》的成功路径也不具备相似性:“看到中国人拯救世界这件事能让多少人兴奋,我不知道,我已经算很愿意看见这种内容的人,但我的兴奋点不在这里。看见中国英雄拯救人类就难受,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批评是恶意且没有根据的。”

  对中国科幻、电影产业的认知差异以及审美习惯、立场观念的不同,造成舆论的最终撕裂和不断升级的骂战。

  “极端争议像一面镜子,照出当下的社会状况,其实不存在共识。”陈楸帆说。但像他或是江晓原这样长期观察中国科幻发展的学者或是科幻创作者,都乐于看到《流浪地球》的诞生。

  在中国科幻百年历程中,历经艰难与波折。江晓原一直期盼着着中国科幻元年的到来,在《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中,他写道:“中国科幻元年,只能由一部成功的本土科幻大片开启。“电影,这种体量庞大的文化产品才有可能影响到更广泛的受众,吸引他们走进科幻世界。

  刘慈欣凭借三体摘得国际科幻大奖雨果奖之后,中国科幻元年在2016年成为热词,国产科幻电影立项超过历史总和。“它成为某些电影公司的噱头,但没有一部担得起名头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元年喊了很多年,变成了一个笑话。”陈楸帆说。

  科幻的文化根基

  清末民初,梁启超、鲁迅等人将科幻引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在当时的政治、历史剧变时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02年,梁启超写下《新中国未来记》表达他对未来的理想。次年,鲁迅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部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但在五四运动之后,科幻小说突然烟消云散。学者王德威曾提出过他的猜测:“在国难当头,感时忧国的大前提之下,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幻想另外一个可能或不可能的空间了。”

  八十年代初期,作家叶永烈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幻小说,在1983年,科幻电影被定义为“精神污染”而遭遇重创,叶永烈转行写起了人物传记。

  创刊于1979年的《科幻世界》成为向往宇宙的读者的精神家园,迄今已有40年历史。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三体》等作品最早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布和连载。

  和陈楸帆一样,很多科幻作家也都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他们阅读、创作,投稿,但也有很多人中途“下车”。陈楸帆说:“很多《科幻世界》的读者和作者,上学的时候会写,成家立业之后就没有时间和功夫了,这东西没办法养家糊口,他就下车了,甚至也不看科幻小说了。”

  在获得雨果奖之后,刘慈欣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社会不喜欢科幻迷这样的人,如果你喜欢科幻,就显得你这个人很幼稚……如果你都40多岁了还喜欢科幻,而且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其中,就会给人很不好的印象,他们会觉得你和别人格格不入,你不是一个正常人。”

  近些年,科幻文学仍有被矮化为科普读物的倾向,或成为玄幻、奇幻作品的外衣,被认为是“低端”文学。

  刘慈欣小说的魅力征服了许多成人读者,但仍然逃脱不了被收录进儿童科幻丛书的命运,《三体》英文版的国内发布会是在一个童书展上,《三体:死神永生》还曾获得儿童文学奖。

  不但“幼稚”,科幻小说销路凄凉。比起其他类型文学,科幻一直边缘,从未进入过主流读者的视野。

  陈楸帆告诉,中国写科幻的人口基数很少:“两三百号水平线上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兼职写作的状态,靠稿费没有办法维持生计,能够卖出影视版权的作者不超过50人,全职创作科幻作品的人,可能不到十人。”

  刘慈欣曾经告诉江晓原,在《三体》之前,没有一部科幻小说的销量超过8000册。作为科幻作家的刘慈欣,也没能想到中国科幻电影在今天的局面,早早将《三体》影视改编权卖给游族影业,《三体》电影项目在2016年之后停滞,让书粉和科幻迷感到幻灭。

  相比于美国成熟的科幻产业和漫长的发展历程,科幻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舶来品,没有生长的文化根基。吴京在一次访谈中提及中国拍不出科幻片的原因是“不相信”。

  陈楸帆认为,这种说法听上去自大,却不无道理:“从晚清开始引进科幻的知识分子,想用这些东西启蒙国民的科学精神,但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大行其道的伪科学骗局,更让人认为中国没有科幻的土壤,很多人觉得,中国人喜欢背过身去看历史,喜欢玄幻、宫斗,喜欢解构历史而不去思考未来,只能低头看路,不能仰望星空。”

  另一方面,太多烂片被炮制出来,导致人们对电影工业水平不信任。陈楸帆曾作为科幻编剧接触过一些科幻电影项目,他认为中国迟迟没有拍出好的科幻大片,不是技术或者资金的问题,而是太多人投机取巧,以急功近利的方式赚快钱,蹭IP,对科幻电影没有基本的敬畏和尊重:“像郭帆这样踏踏实实、破釜沉舟去做一件事儿的人太少,很多时候做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兼具必败的信念,必胜的投入,才能够把它做成。”

  从这个层面而言,《流浪地球》虽然距离经典尚有较长距离,但意义特殊。江晓原认为,《流浪地球》足够承担开启科幻元年这一角色:“何谓成功,就是商业上的成功,票房好就是证明它是成功的,表明大部分中国观众愿意接受。”商业成功的好处显而易见,更多人关注科幻,进而资金跟进,相辅相成:“未来才有可能出现比《流浪地球》更好的作品,我们乐见其成,不必忧心忡忡。”

  陈楸帆觉得,《流浪地球》担得起开创的名头,但“元年”的提法值得商榷:“不可能用一部作品来定义元年,它一定伴随着一批作品涌现,它是一个持续的历史阶段。如果一部电影成功之后,第二部迟迟不来,元年就会显得可笑。”

  他认为对待这样的电影,更应该以理性态度面对:“我们可以指出它的不足,帮助创作者更好地改进,而一些评论刻意扭曲创作者本意,上纲上线,不是健康的批评生态。”

  做好科幻类型片

  陈楸帆判断,科幻将会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最重要的类型,依据是文化产业的政策向着更有技术含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倾斜,而不是宫斗穿越,或者是玄幻修仙这样的传统类型;此外还有电影产业升级的需求,中国电影工业要摆脱手工作坊式的低水平、高消耗的运作模式,必须要通过重工业、高集成的科幻类型片来倒逼产业升级。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受众群对科幻接受程度很高,他们想要寻找和消费具有文化认同感的产品:“中国原创科幻,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游戏、动漫,它提供了这样面向未来、面向科技、面向宇宙的精神消费。”

  从这个角度而言,《流浪地球》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主创可以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影视圈里有志于做科幻片的人,帮助大家少走弯路。它证明重工业硬科幻电影在市场上有很大空间,不必过度担忧它的市场风险而畏手畏脚:“接下来会有很多资本、资源倾斜,很多项目会进行开发,但并不代表做出好项目的难度会因此减小。”

  中国科幻电影尚在类型摸索的阶段,从创作端到生产端都和成熟的美国科幻产业体量有相当差距。“作者基数、写作质量和美国都差了一两个数量级。美国一年可能有上千种原创科幻小说,有帮助大家提升写作水平的创意课程,中国科幻小说作者单打独斗,没有系统性的写作训练,甚至有些只看过科幻小说,没有看过其他文学。”陈楸帆说。

  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拍出了经典科幻《2001太空漫游》,经典又成就了无数经典,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异形》在中国拥有一大批粉丝。《流浪地球》中的很多桥段在一些观众看来似曾相识,对《星际穿越》《地心引力》《后天》的模仿与借鉴被认为都是缺乏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的表现。

  陈楸帆认为,中国原创科幻多大程度摆脱对西方的模仿,走出自己的路,需要一段时间摸索:“首先得把类型做扎实了,再谈创新和实验。”

  近年来,漫威、DC出品的幻想电影商业成功,续集电影接二连三,全球范围内原创科幻式微。《降临》《湮灭》《机械姬》等中小成本电影在思想层面探索,并没有真正能够引爆市场的作品诞生,类似《黑客帝国》这样兼具思想性同时轰动市场的科幻电影,已经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

  中国能否诞生一部艺术与商业双赢的科幻电影?江晓原显得比较乐观:“我们有过《三体》这样的创意,要相信相人的创造力的无限性。”

  陈楸帆告诉,这些年一直是“流量担当”刘慈欣带着后面的科幻作家“奔小康”,他集中着人们对中国科幻的几乎全部理解和认识:“没有他,其他人更不可能拥有现在的关注度和资源。”从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到主流出版社都愿意支持科幻小说,科幻作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在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三座大神之后,年轻一代也开始崭露头角,陈楸帆开了个人工作室,代表作《荒潮》有了不错的英文剧本,最近也在寻求好莱坞以及中国影视公司的合作,在刚刚出版的新书《人生算法》中,他尝试与AI共同创作,继续思考人与科技的关系。

  电影能够延长人三倍的生命,而科幻电影的时空尺度是浩瀚宇宙与星辰大海,经此一役,将会有更多人闯入科幻世界的疆土。陈楸帆说:“科幻能够引导人抽离日常,更加哲学地思考人类和文明。它不仅仅是娱乐消费,而是带有反思性质的文化消费,这可能是科幻最有价值的地方,它能够给让人从新的视角来反观自身的境况,重新看待人类自己,审视生活。”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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