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一张照片曾广为流传。那是1927年10月他从广州返回上海的第二天拍的，其中有鲁迅的亲戚，有许广平，还有他的朋友林语堂。鲁迅当时有婚姻在身，与许广平的恋情还没公开，他俩与众人拍下这张照片，很大程度上就是将许广平公开介绍给大家了。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语堂的名字尚未解禁，他被人从这张重要的历史照片中抹去了，就像他在许多重要历史照片中被抹去一样。
　　很大程度上，这种缺席隐喻了中国文化界对林语堂的态度：这位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思想家，在很长时间里被遮掩、涂抹、忽视；但同时，因为鲁迅的权威地位，对林语堂“进步”与否的评价，一度就看他在不同阶段与鲁迅的关系亲疏——与鲁迅友善时，他就被认为是“进步”的；与鲁迅公开笔战时，他就成了“反动的”。学界研究的缺失，也导致这样的状况：一谈起林语堂，很多人想到的仅仅是“幽默大师”和那部被拍成电视剧的小说《京华烟云》。
　　然而，在钱锁桥看来，林语堂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意义，并不逊于鲁迅和胡适，他们三人同样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标杆。不仅如此，林语堂较之于鲁迅、胡适“更属于当下，属于21世纪”，“（他）对‘德先生’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全球性批评视野，这三点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当下仍然亟需关照和解决的问题”。然而，全面谈论林语堂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重新恢复对林语堂的理解这一问题恰恰处于反思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的核心地带”。
　　《林语堂传》是这位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的新著。钱锁桥以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为线索，勾勒出一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作为“智性传记”，“从字面上讲，就是写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史”，“或许就像林语堂写的传记那样，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
　　上世纪90年代初，完整经历了“80年代文化热”的大学英语老师钱锁桥远赴美国留学。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福柯的理论开始的。当时，福柯在伯克利广受推崇。钱锁桥翻译了伯克利名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Rabinow）合著的“MichelFoucault:BeyondStructuralismand Hermeneutics”一书，在台湾出版的繁体字译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还帮他拿到了伯克利的奖学金。但越深入地研究，钱锁桥越发现，西方理论无法解决他心中的问题，他要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是“新中国”从哪儿来的问题。西方思想家的现代性理论不光缺少中国元素，那套方法、视角和话语也无法直接套用在中国经验上。
　　于是，他将目光锁定在毕生致力于跨文化沟通的林语堂身上。1994年，他开始以林语堂为主题，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不过，他从没想过要做“单一作家研究”，而是希望借助一种理论，探寻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出路，看看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是否可能有一种“活法”。也正如《林语堂传》一书的副标题所表达的，在钱锁桥眼中，林语堂的文化主张、政治主张，都与“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息息相关。新文化运动开启百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林语堂当年的种种文化选择了。

　　记者：你在书里给了林语堂一个定位，认为他与胡适、鲁迅一样，同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坐标。这种定位，源于林语堂怎样的特质和经历？
　　钱锁桥：不光是给林语堂定位，而是通过给林语堂定位，借林语堂这步棋，给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将军。我要说的是，林语堂和胡适、鲁迅同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坐标，而且林语堂还是属于21世纪的，更属于我们当下。
　　理由就是拙著第一章所归纳的互为贯通的三点：对“德先生”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全球性批评视野。这三点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当下仍然亟需关照和解决的问题。
　　记者：你对林语堂的研究，已经积累了20多年。你在书中直言，之前的林语堂传记可读的并不多。其中，林语堂的身份造成的限制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钱锁桥：其他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结构问题。改革开放后，林语堂的名字起码是解禁了，有很多有关林语堂的论文、专著。但我们知道，做现代文学研究的都是中文系学者，大多是做鲁迅研究出身，林语堂现在可以讲了，他们便衍生出来开始写林语堂。
　　曾有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很有启发性，要我们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但真要做起来没那么容易。林语堂的案例再突出不过了。他前半生在中国就是中英文创作，在美国都是英文创作，最后回到台湾又用中文创作。要真正做好林语堂研究，最起码的，你要能读英文吧？要能读懂林语堂在美国的创作，你还得对美国研究有所认识吧？这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国内很多林语堂研究者在有限的语境下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现在有一批较年轻的学者，很值得期待。最近刚读到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凤媛的《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语言文学观考论（1911—1916）》一文，好极了，她查了圣约翰校刊《约翰声》，弥补了拙著在这一块的不足。
　　记者：林太乙、施建伟等作家、学者都曾为林语堂写过传。相比之前的传记，你这本收录了哪些新的历史资料？
　　钱锁桥：还是说说漏了哪些资料吧。首先，拙著附录“林语堂全集书目”基于前人的功夫，我已说明，虽然每一项我都核对过，但还是有遗漏。拙著出版后，台湾学者蔡元唯给我寄来三篇林语堂在美国发表的英文文章，没被收入。我自己又发现，还有一对双语文章没有标出，重印的时候都会补上。最近又留意到凤媛博士发现林语堂在《约翰声》上有16篇中英文，有机会也得补上。肯定还有其他遗漏。至于其他研究资料，书中都有注释说明。
　　记者：你的求学、治学经历与林语堂有相似之处：同样本科毕业于英文系，赴美留学，经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强烈批判的年代。你当年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转向林语堂研究，是否也有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反而激起了民族情怀”的意思？
　　钱锁桥：我们这一代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根本没得比。林语堂读圣约翰时英文就能写小说，后来自己常说大学时中文功底不行，到了北京还要恶补，但凤媛博士告诉我们，林语堂在《约翰声》上就发表过文言文章，到28岁得博士学位，论文是用德语写成，内容则是国学“小学”（按：指传统文字考据学等）的功底。我怎么能比？我们英语学的第一句话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类似之处可能就是“情迷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情迷中国”，为它开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赛先生”后来是怎么走向激进革命的。
　　记者：这本书虽是人物传记，但它的副标题“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也传达给我们另一重目的。在你看来，从林语堂身上，我们能找到哪些关于“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启示？
　　钱锁桥：本书的写作方式主要是历史叙述（当然叙述本身的组织不是任意的），把事实讲出来，作者尽量不出来评，所以不能算“评传”，这样读者可以有更多空间自己去理解。我希望读者可以从拙著得出各种“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启示。
　　要我说，就一个字：评——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在于“批评”。正如林语堂所说，批评乃现代文化之标识。但批评有一个态度和视野问题。鲁迅式的批评是当时“文学革命”所需，要冲破“铁屋”，有其现实意义，但也有其危险性，这是被中国现代史验证了的。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态度带有理解的同情，更有建设性，这和其基督教背景很有关系。这个启示或者可以这么说吧：要讲“中国文化的重生”，不仅要有足够的西学背景（比如起码要知道Habeas Corpus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要在西方有足够的生活体验。
　　记者：作家东东枪说在你的书中，“看到（林语堂）那些幽默与闲适背后的计算和挣扎，是可以修正以往对这个人的很多认识的”。你在书中提到，林语堂曾经希望蒋介石手书“文章报国”四个字给他。在此之前，你笔下的林语堂是一位儒雅、飘逸，带着诗人气质的人。你如何看待林语堂这种人格特质与他对蒋介石题赠的期盼之间的关系？
　　钱锁桥：“一位儒雅、飘逸，带着诗人气质的人”也可以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林语堂一生对“爱国”有很多阐述与行动，拙著有着重描述，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叫不叫“爱国”。1930年代，国民党文人讥讽林语堂“卖国卖民”，林语堂斥之为“梅毒”。左翼文人要把文学当宣传工具、当“匕首”，林语堂大不以为然。但我们看到，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林语堂是愿意用自己的笔为国效劳的。
　　记者：林语堂在世时，可以说是最受美国人欢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到了你1990年代初去美国留学时，林语堂又招致很多批评。当时流行的一本亚美文学教科书对他进行了恶毒攻击，就是因为林语堂的“政治不正确”。半个多世纪，美国对林语堂的评价为何也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钱锁桥：林语堂在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太多人重视。亚美文学里提到林语堂，那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其实不足一谈。所以，林语堂对美国知识界也是一面镜子，不管你声称现在怎样多元包容、政治正确，我用林语堂一照，好像还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吧。关于林语堂在美国评价的变化，可说的很多，这里就说一个重要因素。拙著中讲到林语堂1940年代在美国“舌战群儒”，和一帮“中国通”争辩。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多次革命，改革开放前后的话语也是相当不同的。美国却是非常稳定，现今“中国通”的话语与1940年代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当时林语堂斥之为“披着羊皮的狼”的欧文·拉铁摩尔，不是一个人，当年费正清就是他的好朋友，而现在，美国汉学界仍然是费正清门徒的天下。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