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撰文表示，在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案件中，审判法院可以说功大于过，否则人头早已落地(5月6日 《人民法院报》).

　　网站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普遍将“浙江叔侄奸杀案等冤案审判法院功大于过”单独提炼出来作为标题，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功过二元逻辑，因此被放大，成为舆论批判的对象。但通览全文便可发现，该文并非为当初法院的审判辩护，其核心是在探讨如何避免冤案发生，“功大于过”一说只是枝节而已。

　　这里并不是替这种逻辑辩护。需要看到，在文中功过逻辑之外，同样强调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程序正义原则，也强调了“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任何赔偿、补偿都无法弥补”这一立足于公民自身而无法用功与过衡量的原则。这种行文逻辑的前后矛盾，对应的是司法的坚硬现实，它很难用放大功过一说来简单批判，或者用“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来简单褒奖。

　　冤假错案的形成，正如沈文所说，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职业上的责任和态度是操守问题，容易纠正，但不正确的政绩观，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潜移默化，它直接干扰法院的中立，且很难彻底根除。沈德咏所谓的法院“功大于过”，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在传统的对追求破案率甚至命案必破的原则之下，法院的审判，背负着行政、政绩方面的无形压力，面临干预和压力，“法院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在这里，法院的坚持和余地，成了沈德咏口中的“功”。

　　在沈德咏看来，法院留有余地，它是在层层压力之下能够“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司法态度，自然不容易;而在公众看来，法院违背程序正义，自然无功可言。很难说两种评说谁对谁错，只能说他们基于不同的语境，基于对司法的不同理解，而在这背后，司法审判所面临的干扰和压力，是共通的。因此，尽可以批判功大于过的二元逻辑，但你无法否认，在这层逻辑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些司法正义所必需破解的现实难题。

　　随着司法理念的进步，定指标、定破案率这类行政指令，应当成为历史，沈德咏所言的“干扰和压力”，也会逐步消解，法院能彻底中立、权威，也能够毫无束缚地使用无罪推定、程序正义之类的原则，不受行政、功利乃至舆论等外在力量的干扰，实现理想中的司法蓝图。不过在此之前，不得不正视潜在力量对审判的干扰，包括行政力量，不科学的司法评价体系，以及法院内部行政式的分工和晋升机制，等等。正是这些问题，远比逮住功过逻辑不放更为必要。

　　理想的境界是，人们评价法院，不会用一种简单的功过二元逻辑，而是回到合乎司法规律的评价：符合程序，还是违背程序;符合正义，还是违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