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租值消散,是指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资源或物品,在竞争使用或获取的过程中,如果不用市价而是用上其他准则(例如排队论先后,搞人际关系等),这些其他准则的成本或费用会在边际上抵消了资源或物品本身的价值,从而产生浪费。(有关的分析可参阅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注五提到的四篇文章。)最低工资是一种价格管制,无疑会导致租值消散。然而,我要到年多前才想出蚕食租值的理论,也是与最低工资有关的。
上述的分析不浅,而现在要加深了。
一间公司的出现,起于专业分工合作可以带来以倍数算的产出――史密斯的造针工厂是有名的实例,更夸张的其他实例无数。同样的资源,专业分工合作可使产量暴升,在产出的安排上不一定需要高斯和我说的公司。问题是一个员工的产出贡献,往往没有市价的无形之手的指导。就是件工的件价也不是消费市场之价。这样,一个员工的工作贡献的量度往往要委托于时间,时间工资于是出现了。然而,工作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不一定有所值。为了保障一个员工的工作时间有合乎工资所值的产出贡献,有形之手的监管或指挥就出现了。无可避免地,这监管带来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形象,工人被老板剥削的言论也由之而起。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但在市场的竞争与自由择业的局限下,“剥削”的极限是受到不剥削的竞争行家们的约束,而公司关门倒闭是剥削无能为力的证明。读者要开一间酒家过瘾一下吗?平手赌你会倒闭我会发达,因为胡乱地赌一百家新开的我的赢面达八成。恨不得政府立下法例,凡是高举最低工资的高尚士要先罚他们去做厂。
市场的存在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而起,但市价的厘定也有不菲的交易费用。那所谓“公司”的出现,是选用另一种不用物品市价的合约来处理产出活动。这样一来,监管与奴隶性质的安排就出现了。最低工资的推行是管制着这后者合约的自由,但上文解释过,其实也是产品的价格管制。从租值消散带来浪费的角度看,这消散不仅限于引进价格之外的另一些竞争准则,更包括“公司”合约带来的交易费用的节省在某程度上要放弃。
最低工资的引进对经济发展的损害无疑严重,虽然经济学的外行人不容易看得出租值消散的祸害。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祸害还不是摧毁性:能保留职位的员工,因为最低工资而获得的利益甚微,大幅提升最低工资的压力因而不存在。经济学的解释,是在竞争下一间公司或机构可以有租值,但除非有意外的收获,否则不会有盈利,而一个经济起步后不久的国家,大部分公司的租值不多。最低工资大幅提升,或通过劳动法例间接地提升,或约束劳动合约的选择自由,租值不足的公司或企业会纷纷倒闭。这是两年前中国的不幸经验。
大事情的发生,是当一个经济发展到近于先进的水平时,大有租值的企业来得普及,最低工资的提升是不会容易令他们关门的。这些租值可能来自名牌宝号的形成,或有值钱的商业秘密,或有发明专利,或学得高人一等的产出运作,又或者是下了不容易以原价转让的大投资――例如设置了独特的厂房、机械等。
租值的一个重要定义,是当价格或工资转变时,租值可以下降但某些行为不变。一间公司经过多年的刻苦经营,或靠天才了得,或下了重本,累积了上述的名牌宝号等等的租值,不会容易地因为最低工资的提升而倒闭。哑子吃黄连,有苦自知,租值是下降了,但还可以生存,于是继续经营下去。是这样的企业使压力团体看到可乘之机,认为可以改善自己与劳工的收入而企业仍然存在。因为企业仍然存在,舆论的责难不多。这样,政府的支持就来得容易了。
要有组织才能蚕食租值。组织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工会。搞员工康乐活动的工会可取。然而,为了增加工会本身的利益,蚕食企业的租值是一般的取向。一家工会能成功地蚕食租值,主要靠约束或限制工人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约束竞争的方法有多种,例如规定会员资格,或推出牌照规限,或禁止不同行业工作“过界”,或封锁工人上班。不是工会会员是不准求职的。最头痛是罢工的指令与上街示威的行为了。约束工人竞争就业的工会对经济的杀伤力甚强,我的观察,是这类工会主要是在有可观租值可以蚕食的机构或行业才出现。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衡量,让租值被蚕食当然是败笔,因为租值的累积也是国家财富的累积,是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基础。工会蚕食租值与最低工资的规限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最低工资协助了约束工人竞争――本领低下的无从竞争就业。即是说,最低工资减少了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从而协助了工会加强对这竞争的约束。倒转过来,有了蚕食租值的工会存在,最低工资的提升就来得容易了。我的观察,是没有最低工资的经济,以约束竞争的方法来蚕食租值的工会没有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