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彭德怀是长期合作的黄金搭档，也是感情深厚的知心挚友。在几十年的相处共事中，两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患难与共，亲如手足。他们金子般的友谊经受了残酷战火的洗礼和急风暴雨的考验，是那么美丽，那么动人。

　　1998年10月是彭德怀诞辰100周年，杨尚昆撰文纪念。他在文中写道：彭德怀同志是我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战友。我和德怀同志相识相知32年。自1965年分别后，至今又有33年。别离的时间已超过相识的时间，但我对他的怀念丝毫没有淡化，反而日久弥深。

　　“彭德怀那种正气凛然，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神态，至今还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记忆里。”

　　1933年6月，杨尚昆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年底，又去主力红军第三军团任政治委员。几十年后，第一次见到彭德怀的情景，杨尚昆仍然是历历在目：

　　赫赫有名的彭德怀是军团长，但他的穿戴、装束，同普通战士一样：军帽、军装都旧得褪了颜色，裤子上还打了补丁，腿上的绑带却打得很整齐，表现出长期在军队生活的军人风度。那天，我一踏进军团指挥部，彭德怀同志即迎上来紧握着我的双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齐心合力干吧!”我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他马上诚恳地说：“我年纪比你大，但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今后互相帮助，遇事情多多商量。”

　　彭德怀长杨尚昆9岁，两人的出身、经历迥然不同：一个是自幼当过牧童、堤工的寒门子弟，一个是川东“名门望族”的勇敢叛逆;一个是出身行伍、久经沙场的战将，一个是从苏联归来缺乏实践的留学生。但他们彼此没有私心，没有偏见，都有着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二人刚柔相济，长短互补。杨尚昆说：“我和老总经常促膝谈心，二人彼此毫无芥蒂。”

　　杨尚昆到达苏区后，不久，就赶上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亲自来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和敌人拼消耗。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红军损失惨重，杨尚昆也差点牺牲。那天，杨尚昆从阵地下来，突然敌机俯冲过来并投下一枚炸弹。彭德怀到底是在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经验极为丰富，一听敌机俯冲的声音，手疾眼快将杨尚昆推到坑道里。炸弹就在坑道口爆炸，两个人都安然无恙。如果没有彭德怀，杨尚昆恐怕早就“光荣”了。

　　面对巨大的伤亡，彭德怀心如刀绞，他不顾“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阻挠，断然下令将部队撤下火线，转移阵地以保存实力。在军团指挥所里，彭德怀当着杨尚昆和许多同志的面，痛斥说：“五次战争以来，我们没打过一次好仗，这是司令部指挥的错误。”彭德怀怒火在胸中燃烧，越说越激动，指着李德的鼻子说：“这次战斗，三军团要是完全听了你们的话，把兵都堆积在广昌，就全完了!红军奋战了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事后，彭德怀对杨尚昆说：“我今天把一套旧军装带到包里了。我准备跟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甚至杀头，我都无所谓。”

　　几十年后，杨尚昆写道：“彭德怀同志那种正气凛然，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神态，至今还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记忆里。”

　　认识一个人不容易，正确地认识一个人就更难。杨尚昆无愧是彭德怀的“知己”，他对彭德怀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曾这样评说彭德怀：

　　一个人的突出优点有时伴随着相应的欠缺。德怀同志刚正而欠于通融，爽直而失之急切，有时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不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也曾劝说过他，他却笑着回敬说，我不会像你那样“和稀泥”。他有时还喜欢骂人，这自然也不能提倡。但崇尚气节的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民族精魂之所在。这种浩然正气，使德怀同志成为一代伟人。

　　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中，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1934年10月，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路。

　　在长征途中，彭、杨率领的红三军团是毛泽东的一只铁拳头，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攻占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雪山脚下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张国焘第一次见到彭德怀的时候，就心怀鬼胎，妄图拉拢他，用花言巧语挑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张国焘说：“自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3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当面驳斥了张国焘的胡言乱语，拒绝了他的引诱。那天晚上，彭德怀将上述情况告诉杨尚昆时还余怒未息，说：“张国焘这个东西，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把我当军阀。我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了。真是岂有此理!”

　　几天后，张国焘请杨尚昆“叙旧”。早在莫斯科时，张国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杨尚昆就认识他;回上海后，两人又在全国总工会共事，张任党团书记，杨是宣传部长。在杨的心目中，张好摆老资格。

　　张国焘见到杨尚昆，先打几个哈哈，然后说：“老杨呀，你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耍枪杆子了。辛苦辛苦。”席间，张言不由衷，说话吞吞吐吐。杨尚昆意识到，如果涉及战略方针问题，张国焘势必跳起来，弄得不欢而散，不如说东道西，各找各的话题，应付一下。

　　虽然彭德怀、杨尚昆使用的方式不同，但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他们旗帜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

　　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中央决定，杨尚昆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彭、杨这两位在患难中相交一年多的战友，不得不分手。左、右两路红军分别过草地之后，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决定，执意将红军带到西康地区。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央决定单独北上。时任前敌司令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将这一消息悄悄通知了杨尚昆。

　　这天深夜，月色昏暗，星光依稀。杨尚昆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约定的地点，与叶剑英会合后，追赶已经出发的红一方面军。他们匆匆地赶路，从黑夜走到黎明，终于赶上了部队。晨曦中，杨尚昆看见毛泽东与彭德怀正在向他们招手，心头不禁一热。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呢!”彭德怀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着杨尚昆的手。不久，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单独北上的7000多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是红一方面军规模最小的历史时期，但它却是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先锋，担负着实现中央战略方针的任务。

　　奉毛泽东之命给彭德怀送信，两个老战友久别重逢

　　抗战爆发后，杨尚昆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担任副书记、书记。从1938年11月起，北方局驻扎在晋东南太行山区，同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起，领导华北敌后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两年后，杨奉调回延安，名义上仍兼任着北方局书记，实际工作全部由彭德怀代理。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是西北战场的前线总指挥，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杨尚昆是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他们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1947年6月，杨尚昆奉毛泽东之命给彭德怀送信，当了一回高级通讯员。他带着11个人，骑马走了5天，来到陕北定边城内的前方司令部，见到了彭德怀。两个老战友久别重逢，异常兴奋。

　　杨尚昆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彭德怀。彭看后问：你知道什么事吗?杨答：“给你的信，我哪敢拆?”彭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老总管。杨说：主席要到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是临行的托付啊!彭德怀说了一句：“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汉高祖刘邦用人有分工：指挥作战交给韩信，经营后方委托萧何。彭德怀这话是说毛泽东用人就像刘邦一样知人善任。

　　不久，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杨尚昆才领悟到，毛泽东让他送信给彭德怀，原来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龙带领的，彭德怀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动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很顺当。半年多后，毛泽东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经过长期的合作，杨尚昆对彭德怀的认识也不断在升华。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

　　有些人把彭德怀看成是“一介武夫”，其实是极其肤浅的，是一种误解。彭德怀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贫苦农家，少年时就萌发为穷苦人找寻出路的强烈愿望。参加湘军后，又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年届30，到了中国人常说的而立之年。后来我常想，也许正是这种艰难而漫长的对革命真理的求索，才铸就他那种善于独立思考而又勇于修正错误、胸襟宽阔而又脚踏实地、内心火热而又外表严肃的个性。可以这么说，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他的毕生的追求，从军打仗只是他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免职后闲居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定杨尚昆与彭德怀联络，一个月一次。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里，杨尚昆得以有机会出入吴家花园，去看望身处逆境的老战友，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听取他的意见。

　　彭德怀是个闲不住的人。杨尚昆每次去，看到彭德怀不是在劳动，就是在走门串户，访问社员群众，要么就是在家里认真看书学习。彭德怀和附近的群众关系很好，帮他们劳动，邀请他们上自己家里看电影;当他知道群众有困难时，总是热情帮助。至今，挂甲屯的人民群众还深深地怀念着他。彭德怀对杨尚昆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的。只要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我就快乐了。”

　　毛泽东一直关心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希望他爱护身体，准备将来还要出来为党工作。当杨尚昆和彭德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彭激动地说：“你转告主席，我不辜负党中央和同志们的期望，争取在学习上有所进步。”彭德怀学习非常勤奋，在这段时间里，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读了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还读了一部分二十四史。他看书很仔细，在书本上圈圈点点，并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一次，他高兴地拿给杨尚昆看，感慨地说：“过去总是在枪林弹雨中，没有机会学习，现在有了机会，应当抓紧嘛!”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彭德怀到外地去，出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杨尚昆转达了让彭德怀出来工作的意见，并传达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吃饭的邀请，彭德怀听了非常高兴。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老战友亲切地交谈了几个小时。几天后，彭德怀来到杨尚昆家辞行。他们在一起回忆了许多往事，依依不舍。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也动了感情，热泪盈眶。杨尚昆一再叮嘱，希望他回北京时再见。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晤谈竟成永诀……

　　一周以后，中央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到下面工作两三年。到地方上工作，是杨尚昆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被免职使他纳闷。三天后，杨尚昆移交完工作，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约见了他。谈话的气氛使人感到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可就在这一天，经毛泽东批准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久，毛泽东公开出面讲话，进一步点透他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关键意义。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即将席卷全国之际，彭德怀与杨尚昆都被“外放”出京。半年后，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决定对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杨尚昆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7月3日，杨尚昆被宣布“监护审查”，从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并且再没有听到有关老战友彭德怀的消息……

　　人间正道是沧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彭德怀做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平反昭雪，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杨尚昆也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再一次走上了领导岗位。尽管工作是繁重的，但杨尚昆对老战友的思念之情却丝毫没有淡化。

　　1979年，杨尚昆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彭老总》，记述了与彭德怀相识相知的件件往事，也记载了他们之间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1998年，彭德怀诞辰100周年，杨尚昆又发表文章《追念彭大将军》，寄托自己的哀思，慰藉在天之灵，更希望后人学习彭德怀的优秀品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杨尚昆在文章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扫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

　　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