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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去世
      时间:2021-01-11 16:24 作 者:

  1月10日早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今天一整天,学人和出版人都在朋友圈或者微博发文哀悼。大家不约而同用上“出版家”来形容沈昌文,“他是担得上这个称呼的。”学者江晓原告诉第一财经,《读书》杂志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对一代人的人文思想起到重要作用;没有沈昌文在上世纪80年代出的一系列好书,也就没有今天的三联出版社。

  令许多学人和出版人怀念的,不只是沈昌文在出版领域做出的成绩,还有他的人格魅力和性情。作家止庵在接受采访时说,沈昌文圆通的处事方式对他的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沈昌文的人格魅力和处事方式,才让他在八旬高龄依然能在出版界做一些事。“很多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成为过去了,而他只是老了,却一直在,从未’过去’。”

  《读书》的人文启蒙

  沈昌文长期执掌《读书》杂志。在那个改革开放启动不久的时代,“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为创办宗旨的《读书》,无疑给知识界带来一股春风。从创办开始,《读书》就汇集了中国文化界一批忠实读者,并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

  “我有全套《读书》杂志!“江晓原颇为骄傲地说。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时,他正在南京大学天文系读本科二年级。当时南大校门口有个书店,很多同学都喜欢去逛,他在里面无意间发现《读书》,之后每期都买。

  江晓原不仅杂志上的文章全都读了,还整整齐齐收藏了。几年前,《读书》主编郑勇去江晓原上海家中拜访,无意发现书房里长长一排杂志后很是激动,还专门合影留念。

  “我之所以长期喜欢《读书》,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读书》的许多文章有思想性,讨论的都是知识分子感兴趣的话题;二是《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明显不同,文章写得很好。”江晓原说。

  因为类似原因被《读书》吸引的还有80后媒体人郭洛滢,至今她保存着本科时买的几本《读书》杂志,并把它们从成都带到了上海。“保存杂志是有种念旧的感情,《读书》在很多年轻人的人文思想形成阶段起了作用,所以读者对它的感情就和其他读物不一样,会一直收藏着。”江晓原这样解释。

  对于《读书》杂志这种独特的风格,沈昌文在他写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中说,当时《读书》上选用文章的要求除了“厚积薄发”,就是讲求文采,为此还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因为观点虽然不错,“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江晓原说,有段时间《读书》变得不是那么好看,原因之一就是刊登的文章失去了文采,另外就是当时有人认为《读书》要和国际接轨,应该讨论西方人感兴趣的话题。所幸这个过程不长,很快就被扭转过来,“那个阶段对《读书》来说是比较可惜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掉粉’。”

  影响巨大的《第三次浪潮》

  在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沈昌文还出版了很多至今经典的好书,例如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巴金的《随想录》,还有蔡志忠的漫画系列。

  同时他也非常关注西方文化世界的动向,翻译引进的很多书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成为当时思想启蒙重要的几本书之一,1983年引进中国后,国人在书中第一次知道了电脑、互联网,很多如今的互联网大佬都是从这本书开始接触到互联网。

  “这本书在美国影响大,但仅仅是一本社科书,不像在中国,直接参与到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历史学家雷颐在托夫勒去世时评论,“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并没有落后特别多,就跟当时的领导人接受了’新技术革命’有关”。

  沈昌文还出版了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这本书的后记中写,“倡言思想的自由,主张对异见的宽容,谴责反动分子镇压新思想”,《宽容》出版后成为震动出版界的作品,发行量达到五六十万册。后来,沈昌文把包括《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等书列为“文化生活译丛”,成为三联书店的经典系列。

  “三联出版社今天在知识分子心中有非常高的地位,是由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起的作用奠定的。从这点来说,沈昌文的贡献不管是对读者还是对出版社,都是功不可没。”江晓原说,“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三联出版社”。

  出版家的餐桌

  《读书》杂志,一如沈昌文的性格,兼容并包、谦逊圆通。1980年代主事《读书》以后,沈昌文就一直希望广开言路,容许各方观点的存在,同时,求贤若渴,求稿若渴。

  一本广有影响力的杂志背后,是主编与知识界的紧密联系。工作往来之余,沈昌文也和各路作家、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迎来送往不断,颇有“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架势。“沈公”的餐桌,在北京一度很有名气。

  对爱组饭局吃饭这一点,沈昌文从不讳言。他曾经说:“我是主张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就有话可谈了嘛。”

  有几年,沈昌文接待外地到北京的客人,也时常拉上止庵作陪。在止庵印象里,沈昌文组织的饭局,常常是六七个文化界的人。他就在餐桌上见到过不少作家、学者,比如李慎之、於梨华、王朔等。

  沈昌文爱吃、懂吃,“他脑子里基本上是有一张北京(美食)地图,哪一家饭店什么东西好吃,他都知道”。止庵记得,每次吃饭都在不同的馆子,消息还特别灵通,一家餐馆菜品质量好的时候,他会光顾,一旦质量下降,他就不去了。而且他去的馆子,通常都不是什么高端、奢华的场所,但总有几样菜是特色。因为在上海长大、祖籍宁波,沈昌文十分钟爱江南菜,尤其是上海本帮菜,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口味偏甜,在北京也有分店的上海老字号本帮菜馆“美林阁”是他一段时间里时常光顾的地方。

  “沈公是非常懂老派规矩的人”,沈昌文点菜的路数,令止庵影响颇深。在他的观察中,沈昌文在他宴请别人和别人宴请他这两种情况下,点菜有明显的区别。“别人请他的时候,他一般都点的少一点,便宜一点,到他请别人,就不一样了。”

  “他圆通,但不丧失自我”

  沈昌文的影响力,不只是因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主编的名头,在许多文化界人士的眼中,沈昌文是一个极有人格魅力的人,随和,笑眯眯的,为人谦虚,可到哪儿都是主角。出版社开会,一屋子文化人坐在一起座谈,沈昌文发言不长,却总是精彩、风趣,很吸引人。“他特别聪明,很难找到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了”,止庵说。

  对止庵来说,沈昌文主事时的《读书》对他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就是我从杂志当中看到了原本不知道的东西,但说它在思想史上有多高地位,也未必”。后来,因为近距离接触了沈昌文,止庵反而是在老人的为人处世上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他告诉第一财经,沈昌文为人处世特别圆通,这一点,也是他遭到一些人诟病的地方。“一些秉持坚定原则的人认为他是太圆滑了,但我理解,他们这一辈人,不圆通,很多事情就办不成”。止庵觉得,沈昌文为了成事,常常会牺牲一点东西,但他不会“丧失自我,而是保留了自己的绝大部分”。

  “他性情特别好,特别特别好”,止庵说。最近几年,他很少参与沈昌文的饭局,是因为老人“脑子还特别清楚,但耳朵不行了”。别人和他说话,需要很大声才行,渐渐地,老人逐渐变得沉默,不再像以前那样快活、话多。“我看着挺心酸的,不愿意看到老人这个样子”。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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