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说，其实美国一直都有人写书揭露行业黑幕，比如1962年出版的开启世界环境运动的《寂静的春天》《医疗凶猛：令人震惊的美国医疗内幕》《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餐桌上的危机：一个关于禽肉、抗生素和努力对抗耐药菌的精彩故事》等。

　　在这些“揭秘”中，《违童之愿: 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让江晓原印象尤为深刻，“在我们以前习惯的认识中，二战期间德、日法西斯利用战俘所做的‘人体科学实验’，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罪行。而根据《违童之愿》一书，美国竟早在冷战之前的1940年代就开始了类似实验，而且实验对象竟是本国公民。更为令人发指的是，美国的研究者们纷纷到孤儿院、医院、收治‘低能儿’的公立机构，去寻找实验对象。”

　　江晓原曾写文深度揭露了国内学术界视为圭臬的SCI论文引用系统及期刊“影响因子”背后的庞大商业链。奇怪的是，不管是写《违童之愿》的书评还是揭SCI老底，他总会遭到学术界一些人的反对。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内有种比较普遍和传统的观念，崇拜科学，并将科学和西方人为绑定，认为科学就应该被歌颂和赞美。实际上，现在的科学已经和资本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这种结合也导致了科学纯真年代的结束。《怀疑的胜利：暗钱与科学腐败的真相》一书集中披露的美国烟草、汽车、食品、医药等行业中科学如何被金钱“围猎”，这种“系统性塌方”正是科学纯真年代结束的生动注脚。

　　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平行系统

　　Q：《怀疑的胜利》令人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科学？我们对科学是不是有某种误解？

　　江晓原：我最近恰好写了文章谈科学和技术。我的观点是，它们是两个平行系统，要把两者区分开来。第一，技术能够申请专利形成产业，给社会带来财富，而科学理论是不可能有专利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

　　第二，科学可以允许失败，也在不断进步，有些理论会被否定，或者没什么实际用处——就像霍金搞的那些理论，几乎不可能得到验证，但仍能跻身科学殿堂。科学搞了几十年没成果也没关系，因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技术却不可以，不管用就会被淘汰；拿到一笔经费就得出成果，否则就重新换人。

　　第三，很多科学理论我们今天觉得伟大，是因为有人在技术上将其发扬光大或者证实，比如实现了实际应用、设计出重要实验等，但这些科学理论如果一直在书斋里，其实就没有太大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原子弹的诞生。原子弹最早在上世纪初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里出现。后来卢瑟福建构了一套原子的理论，玻尔又改善了理论，他们是原子理论的两位权威。但直到1939年，他们都一致坚信原子弹不可能造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要达到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需要几吨浓缩铀，而浓缩铀的提炼太难了。结果1940年春天，两个流亡到英国的名不见经传的德国科学家计算发现，铀的临界质量仅需11磅，他们把结果汇报给英国科学界高层，1942年美国人就启动了曼哈顿工程。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原子弹造出来了，还有核电厂。假定原子弹没造出来，我们还会觉得那些理论伟大吗？

　　第四，我们一直误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没有科学就什么都没有，实际上科学的历史并不长，从近代实验科学出现开始，算起来也就是大约400年。如果将现代科学的根源追溯到古希腊，也就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在这之前，世界上有没有技术？毫无疑问很多古代文明，比如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当然都有技术，但是他们的技术肯定没有以科学为基础。比如说都江堰水利工程符合流体力学、结构力学，可是造都江堰的时代这些科学定理还没出现。这说明一开始技术并不需要科学做基础，技术自己就可以生长出来。

　　第五，所以你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对科学的迷信就越少，认识也更客观。

　　天文学还算科学领域里比较干净的

　　Q：但社会对科学普遍有种崇拜，这种崇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江晓原：我们一直习惯于把技术的成就算到科学的账上，无论技术取得多少成就，都说是科学的进步，这个现象到今天也很常见，比方说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你也可以说采访科学……反正取得的一切进展都是科学的进展，这样科学成果无穷无尽。每年，西方知名期刊都会选出年度“十大科学新闻”“十大科学进展”之类，仔细一看基本上七八项其实都是技术进步，根本不是“科学新闻”。

　　再比方说科幻。我有一次跟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刘兵讨论科幻小说《钢铁海滩》时就借题发挥说，小说里想象未来世界的细节，其实大多都是基于技术进步。但为什么我们从来只说“科幻”“科学幻想”而不说“技幻”“技术幻想”呢？刘兵说，还真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觉得说科学的时候就把技术包括在内了。我说这怎么能行？完全是两个事情，背后反映了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相互关系的错误认知——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技术只是实现科学理论的工具。而“科技”这个中国特色的词出来，更是让人分不清科学和技术了。我们说要重视科学，很多情况下其实都在做技术的事。

　　至于对科学的崇拜，中国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其实当时很多鼓吹者自己都不懂科学。比如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念农学，学得还不太好，回到国内却整天讲科学。农学当然也可以算科学，但和主流的科学，比如物理学、天文学差别太大了。西方话语里把民主和科学绑定在一起。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西方所谓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我们对科学还是比较崇拜，有些人尤其喜欢鼓吹西方科学。确实，现代科学发源于欧洲，但反科学的思潮最初也是从欧洲开始的，说明他们对科学没有我们看得那么神圣。

　　Q：从科学史来说，科学被金钱腐蚀得很厉害的情况，是历史上就有还是一种新现象？

　　江晓原：这个问题就回到我的另一个观点，大概10年前我就对媒体多次说过，科学的纯真年代结束了。所谓科学的纯真年代，大致就是牛顿到爱因斯坦他们那个年代，不爱钱，纯粹搞科学。那个时候世界上产业发展比较初级，很少有一个国家的产业会想到要在全世界占多少比重。全球化也很弱，产业跟科学之间没那么密切的联系。像牛顿跟产业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也不拿国家的钱搞科学，就是自己的业余爱好，那就叫“纯真”。

　　今天的科学领域里还有没有相对比较纯真的地方？天文学就还算是干净的——也许你可以说我是对自己出身专业的偏爱，但你看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造假内幕里找不到天文学。因为天文学最大的问题是自己不会挣钱，依靠国家给经费或富人捐赠，所以就比较干净。绝大多数的科学腐败和黑幕都出现在生化医药领域，因为这些领域里商业利润实在太大了，商业上所有猫腻都是在你能挣大钱的时候发生的。

　　Q：既然是靠资助，那天文领域会不会也有科学家篡改或者夸大研究结果，从而想获得更多经费呢？

　　江晓原：夸大这种事情NASA就一直在干。他们经常公布各种似是而非的发现，我写过多篇文章指出过里面的理论漏洞，有些过了一两年他们又自己宣布说是错误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NASA现在的经费和全盛时期相比非常少了，要刷存在感。当时美国出于政治需求搞登月工程，全盛时期NASA拿到的资助能占美国联邦总预算的4%，但现在差不多只占0.4%了，所以《火星救援》拍摄时他们很配合导演，顺便把《火星救援》做成NASA的宣传片。

　　但中国航空航天领域我没有听说有类似刷存在感的现象，中国卫星发射失败率也非常低，比西方做得好。实实在在说，我们中国科学家比较老实，像一些美国科学家那样公开忽悠的情况不多。

　　顶级期刊后面的“幽灵作者”

　　Q：《怀疑的胜利》里还写了很多美国顶级专家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泯灭良心，发表不负责任的结论，让人印象深刻。

　　江晓原：我看到《柳叶刀》杂志上做过一个“幽灵作者”调查。讲医药公司有新药想在市场推销，如果你是科学界有地位有能力的人，他们就会找过来说已经给你写好一篇论文，可以发到Nature、Science等顶尖期刊杂志上，另外还会给你很多钱。如果你同意配合商家，他们就这样操作，这种论文的作者就叫“幽灵作者”。

　　《柳叶刀》的一位调查人向一大堆科学家发去问卷调查。一般我们都觉得这样做不光彩，即便做了都不会承认吧，结果很高比例的科学家竟然都在调查报告里承认做过“幽灵作者”，连搞调查的人都非常震惊。那更多没有参与调查的科学家呢？从《柳叶刀》的这个调查你就可以想象，美国一些科学家参与商业利益，整个环节已经是多么商业化和程序化了。

　　Q：书中还有很多片段写了国际知名、顶级期刊如何在科学腐败中推波助澜。你几年前就写过很多文章揭露SCI论文引用和“影响因子”背后的商业利益，呼吁打破“SCI”神话。现在国内学术界对国外顶级期刊的认识是否更加客观了？

　　江晓原：去年疫情时，教育部、科技部就对破除论文“SCI至上”提出明确要求，希望能认识论文“SCI至上”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应该说我的呼吁起了效果，而且越来越多事实能够证明我说的都是对的。

　　最初我写文章说，发布“SCI”数据库、“JCR报告”、“影响因子”的是一个私人商业公司，创始人加菲尔德以此成为富豪，国内很多人还不高兴。结果到2016年这个公司又一次转卖，卖给加拿大一家公司，这次媒体都报道了，怀疑我文章的那些人才开始相信，他们“跪拜”的“影响因子”发布者竟然还可以卖来卖去。以前国内学术界有些人认为，顶级学术期刊就等于科学，我的文章颠覆了他们的印象。其实科学殿堂本来就没想象的那么干净，有些人心中想得太美好了。

　　Q：作者讨论如何防止科学被金钱操控时，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希望科学家在收到经费时必须寻根溯源，了解资金的来源，并把信息公示出来。如果资金一路上经过多人之手，需要说明真正的出资方是谁。你觉得这个提议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吗？

　　江晓原：美国现在有种现象，各种各样基金会背后仍是大公司、大老板，有的基金会非常有钱。早些时候他们只是给科学家资助点科研经费，现在介入到什么程度呢？从选题到论文发表，全部都一手包办，我给你钱，你给我做有利于我们的研究，论文写好交给基金会就行，他们想发在什么地方就发在什么地方，能把Nature等顶级期刊的版面都买下来，甚至还指定文章必须开放获取以便扩大影响。这种情况下，其实科学家已没有自由度了。科学家和商业利益之间这种关系，是很难真正监管的。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