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曾在其所著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特别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在对美国国际政策开展反思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一再被提及。亨廷顿此后还写过一本《我们是谁?》，公开谈论美国国内社会领域一个带有禁忌性的话题：以西班牙裔移民及其生下的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新美国人”为代表，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数量比例越来越高，可能会冲击被视为美国立国之基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新教信仰传统。

　　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一直就带有很大争议，这首先是因为他曾在越战期间为美国政府提供过强化占领统治的政策建议，在他当时任教的哈佛大学，激动的学生甚至焚毁了他的办公室。除此之外，亨廷顿多部政论著作都暴露出论证不严密的缺陷。亨廷顿于2008年12月逝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引进了亨廷顿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亨廷顿在写作这本书时(1980年代末期)，正值苏东阵营崩塌，1970年代-1980年代间全球其他许多地方的军人干政政权、独裁政权也纷纷改旗易帜。这本书旨在解析、解释、总结被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第二波民主化为什么会失败?

　　谈论民主化，首先就必须界定什么是“民主”、怎样才能算得上是“民主”--亨廷顿采用的标准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简言之，他所定义的民主就是选举民主，而非当时在北欧和西欧国家早已深入人心的“参与式民主”。亨廷顿进一步提出，如果一种政治体制拒绝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参加投票，就是非民主的。他明确举例提到了“美国拒绝给占总人口10%的南部黑人以投票权”的现实，决定了政治体制的“非民主性”，但他无意把民主性和非民主性的界定讨论对准美国，而是拿来评价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否真实。

　　亨廷顿定义的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回潮阶段是：第一波民主化，1828-1926;第一波回潮，1922-1942;第二波民主化1943-1962;第二波回潮，1958-1975;第三波民主化即为1974年至他写作这本书的1980年代末。他在书中对各阶段的成因及民主化(回潮)进行了解读。应该说，这样的划分大体是准确的，但他对第二波民主化为什么会遭遇回潮，以及第三波民主化为什么会发生的解释，很不全面。

　　所谓的第二波民主化，包括两大民主化进程，一是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日本被美国主导的占领改造而强行推动的“再民主化”，二是在二战临近结束前所开始的一轮殖民地解放运动，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一小部分被划入苏东阵营或直接受苏联军事控制而建立准军人干政政权之外，大部分建立了符合亨廷顿标准的民主政体。

　　亨廷顿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个有名的断言，除了印度，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富裕国家也都是民主国家。但这个断言无法解释，二战结束前及其后一段时期内“爆发”式出现的建立了民主政体的新兴民族国家，有许多在后来迎来了军人干政。亨廷顿声称“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并没有为引进民主制度付出过真正的努力”，这显然是很不负责任的概论--新兴民族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国家建立时就搭建了民主政体，这些领导人也大多是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以及民主理念的熏陶(这正是前苏联在国际竞争中一直逊于美国的主因)。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在当时还毫无抗拒的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客充任的几大国际经济组织官员的指导发展经济。

　　第二波民主化的失败，特别是随即袭来的回潮，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经济上的巨大失败，公共治理和民生保障滑落到甚至低于殖民统治最糟糕时期的水平。亨廷顿对此闭口不谈，只是说“第二轮民主化已经耗尽了它本身的能量”。为什么这些国家经济上会失败?包括美国学者在内，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二战后，美国为了跟苏联开展全方位竞争，对新兴民族国家给予了慷慨援助，但对援助设置了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受援国站在美国阵营一方，而且还需服从于其确立的产业分工;而美国主导的几大国际经济组织代表，还为这些国家制定了宏大的公共工程、工业项目建设计划，几乎不考虑受援国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文化程度、承担援助工程后续支出等情况。

　　这种情况下，新兴民族国家一旦较快的迎来经济失败，很可能导致持反美政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上台，美国默许乃至纵容、扶持军人干政，就成为避免美国丢失海外附庸国的一项合理政策选择。也正因为此，美国在第二波民主化回潮时期，拉美许多国家军人干政所开展的对民众的大肆杀戮听之任之。

　　第三波民主化为什么会发生?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对1974年后上演的第三波民主化给予了详细阐释。这些阐释中，有一部分迄今也未引起太多争议，可以称作亨廷顿对政治科学探索、民主化实践作出的理论贡献：首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其盟国、附庸国体系中施加民主化压力，并要求相关军人干政国家遵循人权原则。这种变化不是自然而然得出的，而是美国公众因民权运动、越战、道德败坏政客尼克松等多重因素而向美国政府国内国际政策施加了更大压力才出现的。而在美国之外，欧洲国家、宗教组织也加入到了推动民主化浪潮的行列中来。其次，第二波民主化回潮造就的威权主义国家，正好赶上了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威权政权的合法性。第三，二战后得以更广泛普及的教育，培养了一代反抗威权统治、向往民主自由的年轻人。第四，借助速度更快、封堵难度更大的信息传播，第三波民主化得以更快的扩散，形成滚雪球式的示范效应。

　　如果观察被划入第三波民主化之列的国家和地区名单，可以发现，那些因美国战略需要而获得特殊扶持、负债较少的经济体，譬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借助第三波民主化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富庶发达;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第三波民主化的作用和意义就没有那么明显，而后仍然面临军人干政、民粹政治的巨大阴影。实际上，这又是亨廷顿极力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生，有着多元的动力(诱因)。在美国有意正确扶持的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民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形成并稳定存在后的客观需要，不进行这方面的转型，就可能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那样则可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

　　而先前因经济失败并连累第二波民主化成果损失殆尽的更多国家，军人干政等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同样未能破解经济难题，相反加速了本国或本地区知识分子群体向美国外流的速度。这类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化，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就存在根本区别，是其国内各阶层人群对独裁统治、经济困境、国家或地区国际上附庸角色等多重问题的集中反抗，是对美国主导的国家发展道路投反对票的一次公众选择。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书中还对第三波民主化发生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总结出部分特点。由于亨廷顿再次脱离卷入民主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各类样本具体情况，因而使其分析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是非常教条的观点。当然，在书末尾部分，他提出的“培育一种民主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行为进行制度化”等建议，确有助于民主化成果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