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是一个后现代哲学命题。

　　现代的方向是城市。

　　现代化的趋势是城市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现代文明的诱惑中离乡或离家，进入繁华喧嚣的城市乃至大都市。城市可以躲避风雨雷电，让市民享尽舒适和便利。市场带来的热闹和财富，将“现代”与“进步”捆绑在一起，携带着各种向好的欲望，敦促人们把离乡当作人生的新的起点。全球化浪潮中，人的游移乃至人心的漂泊已经成为常态。当城市变成家乡，当医院成为所有人的出生地，“乡土”远去了，在陌生化的同时被人们神话，为人类整体性的“回归”意象埋下了伏笔。

　　20世纪末，面对弃绝乡土轻慢本土的全球西化潮流，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义德断言：回归“是20世纪经验的一部分”。此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早已觉察到这种现象，在诗意的阐释中将这种趋势定名为“返乡”。所谓还乡或回归，不是回家，而是想家，它是一种个性化的心理动向而非现实的社会潮流。想家的人并不真正回返故乡，而是以诗或思的方式回头，质疑“进步”反省“现代”，在寂静向善的精神层面上召唤人心还乡。

　　其实，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始阶段，从农人离开乡土进入城镇那一时刻，回归“还乡”的意念就出现了。它最早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以感性话语或具象的形式自我呈现。文学艺术常常是思想首选的栖息地，它是古往今来所有杰出的思想者和艺术家共同成就的精神家园。19世纪初，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身处春意昂然的现代氛围却敏感到“冬天到来”的寒冷趋势，在诗歌《返乡》中表达了“神近在咫尺，又难以企及”的尴尬与无奈。19世纪末，英国作家哈代创作小说《还乡》，在漫长的修改过程中，他将发生在故乡爱敦荒原上的现代悲剧上升到人类生存的哲学高度。20世纪，这种归心似箭却无家可归、即使回返故里却不见家园的困境浓缩在“还乡”名下，经海德格尔的阐释成为一个潜在的哲学问题。

　　今天，随着全球一体化速度日见加快，离乡出走的人群迅速壮大，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想家积淀成怀乡的情绪，成为离家人共有的心理病痛。曾经，“人类从适应得很好的本能那里得到安全”，随着科学分工和科技的发达，“由概念思想发芽出来的知识却抢走了这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当“常识”不再与“良知”结盟，当人们在失序的世界里迷失了传统方位，当所有“理念”都变得浑浊而所有“理想”都显得轻薄，人心所向与“现代”的方向是相反的：一如始初人类，在失去方位的世界上梦想重返大地--还乡意识因此在“精神本体”的意义上凸显出来，与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活品质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何为还乡?

　　海德格尔说：“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本源是家乡，是出发地，是人类发源和发展的基地，它指向素朴的自然。

　　如何还乡?

　　海德格尔将诗意的创作看作开启家门的钥匙，“在诗意创作中包含着最初的返乡”。他确信：“诗人的天职是返乡”。

　　那么，常人呢?

　　海德格尔说：“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适宜的方式实现返乡。”

　　每个人都可能有还乡的意念，因为每个出走的人都无法摆脱怀乡情结。怀乡是具体的，悱恻缠绵的情绪中深藏着每个生命体对自身生命的最初记忆。

　　“还乡”基于怀乡却不同于单纯的“怀乡”。

　　怀乡是一种心理状态，来自离家的人难以派遣的思乡之情，因怀有而温暖。还乡却是冷峻且孤寂的，它是一种思维状态而不尽是念想。表面看，它有鲜明的精英性质，与百姓生计无关，在精神高端指示一种与现代相反的思维走向;但其内里，很现实，与现代人的生存品质息息相关。今天这个世界上，任谁都明白，无论在哪里或以什么方式，真实的还乡难行且难为。乡，未必是家乡;回归，完全不同于回家。还乡，是一种有意志力的心灵活动，经精神的引领将思想转化为一种生活态度：在物欲横流、人性糜烂的现代社会中，坚守慎独自律的道德底线;在声光喧嚣、追逐名利的竞争态势中，以回归的姿态与“进步”分道扬镳。还乡的人无不是独行者，无需身份求证，不须权威认可，想走便走上路了。还乡者在同一条路上相遇却从不结伴而行，他们用心灵彼此取暖，用思想接续香火，在诗的域界里，为失地的“芦苇”保留最后的家园。

　　我原本是没有家乡意识的人。

　　我的出生地不是祖籍。我的祖籍不是我的家乡。

　　对女人而言，曾经，祖地与姓氏都不重要，嫁了人便换了姓也换了祖地，夫家的祖地从此成为她的世界和她永远的家园。女人原本是守家的，不出远门，因此没有回家的念想;不思天下事，因此没有还乡问题。

　　时代真是变了。

　　女人也在路上，游移的不仅是脚步，还有灵魂。

　　我这一生，总在路上;没有家乡，总在天下。

　　当天下变成生活现场，心灵的还乡是迟早的事：远离人间是非因此远离人群，向寂静去，在停不下脚步的喧嚣世界中惟求一片纸和一只笔，藉方寸之隙偷一分宁静，让心灵在“诗意”的心境中“安居”〔借海德格尔语〕。

　　还乡的路途上，我与孙惠芬相遇。

　　孙惠芬似乎是天生的诗人，她看她的天职就是还乡。

　　孙惠芬也是离乡者，像所有想家的人，她一直怀揣着回家的梦。

　　不同的是，家在近前，她其实常常回家。“出走”与“还乡”在她成为一种不可或缺、两全其美的生活方式，帮她跳出了怀乡的愁苦和梦魇，使她能够在各种“之间”的身份纠结中坦然面对“主体间性”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她以顺应自然的书写通达心灵，有意或无意，为自己开辟出一片诗意的栖息地，也为哲学的还俗和还乡开启了一个不易多得的通道。

　　通常，哲学经由历史还俗，历史经由文学还乡。

　　文学与哲学，最近，也最远。近在本质：向真，而非真实;远在形式：文学用具象的诗意说话，它与哲学的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本身不可能直接通达哲学，除非借助批评--批评因此多了责任，在哲学日渐式微的当代世界里，强化阐释功能，将伽达默尔开辟的“哲学诠释学”直接用于文学批评。它的目的，不仅为繁荣文学或激活哲学，更是为继续伸展人类的自由精神，开拓新场地，打开新的通道。

　　长期以来，我的学术世界介乎于文/史/哲之间，我的学术身份在不断越界的姿态中日渐模糊。不在三界中，多的就是自由。出身文学，心思却在历史哲学;因此，我的问题是：哲学是否可以经由文学直接还乡?如果可能，“乡”是什么模样?“还”是什么状态?

　　最重要的，从文学或哲学的角度看：

　　--形而下的人间故事怎样才能回答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从“虚构”到“真实”再到“真”，需要借助什么工具?

　　走上还乡之路，在持续追问中不经意间走进了“惠芬世界”--就这样，像贪玩儿的顽童，我在“野草疯长”〔孙惠芬语〕的地方停下来：看孙惠芬以她的方式提出问题，在她的笔下春秋里观澜“还乡”路上万千景象。